浅议董仲舒及中国封建社会大学教育.docVIP

浅议董仲舒及中国封建社会大学教育张战（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我国封建社会从春秋战国算起，到清朝结束，历时两千多年。在这漫长的年代里，我国的高等教育随着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系统，为封建社会的繁荣和发展贡献了大量人才。其中，中央官学，也就是汉代太学的正式建立，在我国古代，甚至世界古代高等教育史上都有其重要意义，而董仲舒正是这一制度的首倡者。 一、中国古代大学的起源与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度的瓦解，原来掌握在奴隶主手中的官学也日趋没落，形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1]的局面。在官学废弛的过程中，典籍扩散，流落到平民手中，于是一种新兴的高等学校――私学便在各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私学的教师和学生并非都来自贵族阶级，学生可以选择老师，老师也可以选择学生。学习年限不固定，愿意学多久就学多久，各种学术思想可以自由发表、自由争论。私学不分国界，学成之后，分散到各国去做官或当教师。私学造就了一批新兴统治者，推动并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书同文”、“行同伦”，统一文字，融合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还统一度量衡等等，这一切对后世文化教育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接受李斯的建议，为了建立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实行法家的严刑峻法，以法家的思想为政治指导思想。对其他学派的思想，采取排斥态度，颁挟书令、焚书坑儒，置儒家于死地，“禁私者，以吏为师”，又不设官学，忽视学校教育，这是秦朝一大错误，也是它失败的原因之一。 汉初统治者为适合与民休息，实行无为政治的需要，而以黄老之学为指导思想，但也给百家复兴提供了良好条件，因而又出现了”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2]的局面。汉武帝继位时，经过先祖几代人的惨淡经营，国力逐渐强大，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已不能再满足于“无为而治”了，他要变无为为有为，他为了寻求新的政治指导思想来统一中国和重定国策，于公元前140年召集全国一百多位贤良文士到朝廷参加对策，董仲舒则是其中之一。汉武帝策问三次，他对策三次，史称“天人三策”或“举贤良对策”。在对策中，董仲舒表现了超群的政治卓识和高深的学术造诣，博得了汉武帝的赞赏，被称赞为“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董仲舒在应诏的文士中名列第一，为群儒之首。 二、董仲舒在封建大学教育发展史上的贡献 独尊儒术，兴太学养士和选举贤士，在董仲舒以前也有人进行过论述，如汉初的陆贾、叔孙通、贾谊等，但把这三者系统化、制度化、理论化，并被当权者付之实施，应该说董仲舒立了头功。 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援引“春秋一统”的理论，提出独尊儒家学说，罢黜诸子百家的建议。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子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3]董仲舒在这里把“春秋一统”理论看作是天地不变的常理，是古今共通的原则。他认为由于当今人们所学的道理不同，议论各异；诸子百家学说不同，旨意异样，所以上面不能坚持、遵循统一的标准，法制屡次改变，使下面不知应如何遵守。他的意见是，凡不属“六艺”（六经）的，都应废止，邪辟之说消灭了，然后学术的系统可以统一，法度就可以明白，人民这就有所适从了。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不久便置五经博士，罢黜秦朝所立的各家博士，定儒学为一尊被纳为国策。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使儒学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学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学精神几乎全面地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的行为都必须遵循儒学的原理。 为了实现“独尊儒术”，以儒治国这一基本国策，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兴太学以养士的建议。他认为要养士，莫过于兴办太学，太学既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也是教化的最主要阵地。只有办太学，请名师来教授从全国各地选拔而来的学员，再经过各种方式的考试，这样就可以培养出英俊之人才了。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置博士弟学员，这就是我国古代创立正式大学的纪元。 三、太学创立的意义及其影响 我国商周时代虽然已经有了大学的初步形式，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以传授知识，研究专门学问为主要内容的大学，是从汉武帝创立太学开始的。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也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出色的教育典范，但稷下学宫的制度却尚不完备，而由董仲舒倡议创建的太学，不但对教育内容、方法、考核做了相当完整的规定，而且太学制度及其尊孔读经的指导思想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其影响也远非稷下学宫所能比拟。 太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