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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要求国有银行改革[摘要]我国虽然对国有银行体系进行了历次改革，但是都没有改变政府主导型金融的格局，金融体系仍没有发挥配置稀缺的金融资源的功能，导致各种扭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化的推进都要求改变金融体系的国家垄断和过多管制格局。 [关键词]政府主导；国家垄断；经济转型；国有银行改革 自1950年我国国有银行体制建立以来，银行体系一直是政府主导，当时的出发点主要是为支持重工业发展战略，支持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代价是银行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针对其改革一直没有停止，但似乎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使股份制改革以来，银行不良贷款比重在下降，但也主要是由于信贷规模的扩张所致。政府主导型金融体系是在特殊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曾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其缺陷也十分明显。 一　政府主导型银行体系的主要缺陷 政府主导型金融体系导致社会资源的低效率耗散，由于利率长期低于市场均衡水平，银行对项目的筛选功能和风险补偿功能缺失，导致资源低效率配置和不良资产积累。政府主导还导致金融业呈现结构失衡的低效率增长，在高达3％利差补贴的保护下，各家银行的利润与信贷规模成正比，于是各家银行积极竞争优质客服，尤其是向政府背景的企业和项目倾斜。国家的干预导致二元金融结构，出现抵押品行业、国有垄断行业出现流动性过剩，投机过度，资产泡沫局面。但是抵押品少的行业，民营企业和高新企业则存在流动性不足，致使其发展受阻。国家垄断经营导致市场主体的经营风险和道德风险通过政府担保机制和银行总分行机制向国家转移，致使政府税收收入更多用于弥补金融机构的窟窿，未能更多投入公共服务领域。 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而导致的不良贷款在我国的银行体系只占很少一部分，政府对银行的指令性政策贷款是银行不良资产的最主要来源。据中科院经济所估计，政策性贷款在20世纪90年代占国有银行贷款总量的35％左右(课题组，1998年)。林毅夫等(2004年)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承担着两种政策性负担：在赶超战略下投资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战略性政策负担；承担过多的冗员和福利的社会性政策负担。我国银行的不良贷款80％由政府干预所致(周小川，2004年)。 二　历次国有银行改革回顾 “放权让利”改革使国家财政功能下降，金融因素特别是国有银行体系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量，经济发展进入“金融支持型”阶段。国有银行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国有银行业积累了相当数额的“不良贷款”。对此开展了一系列改革。 1993年11月，首次提出将国有银行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分离，1994年，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企图使国有银行脱离原有的“刚性依赖”，使信贷行为遵循市场规则，形成自我约束机制。但此番改革除了派生出三家新的国有金融机构，国有金融体系没有出现实质性变化(张杰，1998年)。 1995年出台《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但由于“经济体制并不能仅由立法而加以改变”(Chow，2002年)，两部银行法的出台也未能从实质上改变国有银行制度(Chow，2002年Anderson，2005年)。 1998年，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计入国有银行的“负债账户”，这是国家首次为国有银行补充资本金。1999年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四大行剥离的1.4万亿问题贷款。但中央银行的救助没有收到应有效果，反而助长了“道德风险”(唐旭，2005年)。到2002年6月，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又高达1.7万亿元(吴敬，2003年)。 2003年12月，国家用外汇储备为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再次注资。2005年，三家银行又陆续上市。2010年7月中国农业银行上市。但国家的信用担保作为无形资本继续“滞留”于国有银行，意味着国家先前做出的风险救助承诺依然有效，国家也就不能贸然放弃对国有银行的金融控制。2006年初，金融改革最高决策层明确宣示国家对国有银行拥有“绝对控股权”，从而默认了历时近10年赎回无形资本改革的努力无果而终(张杰，2008年)。 历次改革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原因在于都没有改变国家垄断的局面。我国国家垄断和过渡管制主要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刚性所致，工业化战略未能及时退出，与之配套的行政管制型金融体系未能适时转型，金融监管部门系统防范功能和金融发展审批权之间存在内在冲突(潘英丽，2010年)。 三　经济转型对金融转型的内在要求 王一江、田国强(2004年)指出，强政府是银行不良资产大量发生的本质原因。世界银行(2001年)指出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对银行注资几乎都错失了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以鼓励银行审慎其未来行为的重要机会。当然由于商业银行具有很强的外部性(IMF，1997年；米什金，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