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纽约股票交易所首席执行官约翰.泰恩.docVIP

专访纽约股票交易所首席执行官约翰.泰恩10月15日凌晨2点，纽约股票交易所49岁的CEO（首席执行官）约翰塞恩（John Thain）一行乘坐纽交所的专机抵达北京，风尘仆仆开始了他们在北京和上海为期各一天的行程。 关于塞恩此行的目的，美国晨星公司研究部主管高潮生认为再明显不过――“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能上市的公司都上市了，剩下的就是中国和印度的公司了。” 当天下午6时，塞恩在他下榻的东方君悦酒店接受《财经》专访时，坦陈对中国市场的热情。时值塞恩致力于领导纽交所重铸辉煌之际，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年前，纽交所时任董事长兼CEO格拉索因巨额薪酬丑闻而下台（参见《财经》2003年10月5日号《NYSE完美风暴》）。按照去年8月间所获得的新合同，到2007年退休之际，格拉索将获得1.88亿美元左右的收入。但对于这份合同，美国证监会主席唐纳森评价道：“同意格拉索的薪酬合同，表明纽约交易所现行的治理结构存在很多问题。” 这个看法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投资者的共识。格拉索薪酬丑闻在给纽交所乃至整个华尔街带来剧烈震荡的同时，也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重建投资者信心的艰巨任务。当现任董事长约翰理德和CEO塞恩在纽交所风雨飘摇之际先后接手重担时，纽交所在上市公司中所占的市场份额已经跌到75%的低点。 人们不免怀疑，即使能够拯救投资者信心，纽交所还能重塑往日的辉煌吗？ 毕竟，格拉索在留下一个烂摊子的同时，也留下了一连串骄人的纪录。他曾是纽交所长期以来最孚众望的领导者之一。正是在“格拉索时代”，纽交所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股指上升和市值扩张，况且纽交所2700多家上市公司中，有近一半是在他任职期间上市的。 改革之后的纽交所能否更胜以往，是检验改革成效的试金石。 与格拉索不同，低调的塞恩不具有浓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但他正在证明，通过领导、协调众人的力量，通过“两条腿走路”――对内完善治理结构，对外拓展市场份额――纽交所或可超越历史。 被监管的纽交所 纽交所共有29家来自大中华区的公司挂牌交易，其中16家来自中国大陆，市值总额达到3270亿美元（截至2004年6月30日）；另外八家来自香港，五家来自台湾。数据表明，中国已然是纽交所在亚太地区最大的上市公司来源国。 “但我们要确保――这些公司之所以在纽交所上市，是因为我们有竞争力。”塞恩强调。 他清楚地意识到，纽交所要保持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其自身要被认可。因为上市公司的价值，体现在交易所的质量和声誉上。“纽交所的声誉不仅来自商业成就，还来自好的监管”――这里所说的监管，不仅指纽交所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更指纽交所内部的自我监管。 由于格拉索巨额薪酬丑闻被认为肇因于内控机制严重缺乏，纽交所为改善自身的治理结构建设，采取了积极的措施。这些措施在塞恩就任之前就已经开始实行，他上任后则继续贯彻。 “首先，建立一个全新的独立董事会。”所谓独立，是指其成员完全独立于上市公司与会员公司。独立董事会（Board of Directors）全权负责监督、管理、薪酬和内部调控。同时，成立由专业人士组成的行政经理会（Board of Executives）作为董事会的顾问机构，每年至少开会六次，讨论有关交易所市场结构、会员和上市公司事务的议题，并与董事会每年召开数次联席会议，向董事会提交报告。 这样一种双层领导结构，在保持经纪商―交易商和上市公司群体与纽约交易所的专业和业务联系的同时，避免了潜在的利益冲突。 “第二，将交易所的商业职能与监管职能相分离。”格拉索之后，不但CEO与董事长的职位发生分离，而且CEO对监管没有话语权。塞恩只负责商业运作，首席监察官理查德柯钦（Richard Ketchum）负责监管。他向独立董事会下属的监察委员会报告，无需向塞恩负责。监察委员会也是完全独立的，不受上市公司和会员企业影响，监管决策的制定完全独立于商业市场运营。 “从监控角度看，对CEO有约束是个好的结构。”塞恩说，“如果我运营，又有监管权力，至少有滥用权力的可能性。” “第三，纽交所采纳了与所监管的上市公司一样的透明度要求，诸如必须披露年度财务报告，披露五个最高官员的薪酬，披露政治和慈善捐款。” 这些措施，初期显然是为平息格拉索丑闻所引致的风波而为之。在当时铺天盖地的压力之下，纽交所改革内部治理结构势在必行，但多少有不得已之处。 唐纳森所指的治理结构问题，最直接地体现于纽约交易所董事会构成。纽约交易所董事会共27个席位，其中12人来自于华尔街金融机构，12人是所谓的外部董事，但其中多为纽约交易所上市公司CEO或高级管理人员。 这些机构与上市公司，或在纽约交易所上市，或为纽约交易所会员，其业务均受纽约交易所监管。操有格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