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理性反思便没有理性反抗.docVIP

没有理性反思便没有理性反抗张梦阳致邓晓芒 2005年1月29日零时23分 从您一本文集序言得知，您把鲁迅概括为“反思”二字，这正与我不谋而合。我在《中国鲁迅学通史》的理性反思篇中，就把鲁迅概括为“深刻反思中国人精神的伟大思想家”。用“反思”概括鲁迅的精神本质，比用“反抗”准确、深刻。 邓晓芒致张梦阳 2005年月1月30日 鲁迅是幸运的，虽然他很痛苦，但也很“痛快”！我们现在已没有条件像他那么痛快了，时代的氛围也不同了，当代的氛围是“晕眩”。苟有清醒者，将在中国人性史中刻下更深的印痕。 张梦阳致邓晓芒 2005年1月31日11时12分 《中国鲁迅学通史》是写出了，也出版了，并得了奖，但是我并不是很满意。原因之一是有些话现在说不清，或者不能说，只能准备一个资料基础，为后来人提供评判的方便条件。这恐怕也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所能做的了。由于对哲学的浓厚兴趣，我还曾想写一套多卷本的精神现象史，从创世纪写起，一直写到中世纪、近世纪、20世纪，写20世纪的法西斯、斯大林以及中国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但终因年岁不饶人而放弃，把其中一些想法投射进《中国鲁迅学通史》中去了。 邓晓芒致张梦阳 2005年2月4日 您的“精神现象史”的计划确实太庞大了，这不是一个人所能承担的工作，甚至也不是一代人所能承担的工作。我想这与其说是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是出于诗人的气质。哲学家追求的主要不是全面和丰富，而是深刻和高超。按照斯多亚派的看法，人活一世就等于活了千万世，太阳底下无新事。我们其实只要研究一个文革，或一个鲁迅；研究透了，整个中国古往今来的精神现象都在里面了，甚至整个人类的精神现象也都在里面了。 附件中提到阿Q精神和唐吉诃德的比较，有一点我不太同意的，就是唐吉诃德虽然可笑，但还有可爱之处；阿Q则是可笑复可悲，甚至有几分可厌。阿Q身上没有任何一点让人觉得可爱的地方，如果没有耶稣式的悲悯精神，一个人会觉得阿Q的最好的归宿就是趁早“安乐死”。鲁迅当年的最大困惑就在这里，即是否值得把这些昏人从沉睡中唤醒。 当然，从这些昏人中产生出了一个鲁迅，也就说明他们命不该绝。鲁迅启蒙的价值并不在于唤起了多少民众，而在于他用唤起民众的方式造就了他自己。所谓的“民族魂”并不意味着整个民族从此就有了“魂”，而在于一个无魂的民族毕竟产生出了一个伟大的灵魂。 张梦阳致邓晓芒 2005年2月4日11时19分 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遇到一位刚从美国哈佛大学归来的朋友。他听我简单叙述了十年“文革”在北京高校的亲身经历后，说：你如果到哈佛大学，那里的汉学家们一定会让你先讲“文革”，后讲鲁迅。因为这是你的亲身经历。我也一直想写一本书：《神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分析》，我觉得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中华民族从上到下都患了社会性的精神分裂症。中国这个民族是很容易得精神分裂症的，这不是个体的，而是全社会的。 邓晓芒致张梦阳 2005年2月7日19时23分 我理解，兄之所以对《中国鲁迅学通史》的“理性反思”部分的未完全贯彻“中立原则”不满意，其实是有说不出来的苦衷的。我以为晚明思潮在哲学上本质上并未超出中国传统思想的樊篱，谈不上真正的“启蒙”，也不可能开出任何现代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新局面，反而限制和束缚了从五四直到今天人们对西方文化精神的深入了解。这涉及到对五四以来的整个现代思想的总体评价。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当今的国内文化讨论中持“极端”的新批判和新启蒙观点的原因。 张梦阳致邓晓芒 2005年2月8日零时41分 你说非常渴望见到我的计划中的《鲁迅局限性研究》能够面世，这也是你多年来思考的一个课题，就使我感到兴奋。这个课题，的确是21世纪鲁迅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鲁迅的局限性，绝对不是否定鲁迅，而是在充分肯定这位伟大智者历史功绩后的一种超越，一种历史的前进。只知道匍匐在伟人的脚下，蜷缩在前人的思想窠臼中一味赞颂、崇拜，是没有出息的表现。中国人多少年来停滞不前、固步自封，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在这里。研究鲁迅的局限性，正是要实现一种思维方式的变革，一种哲学的变革。因而首先应该从哲学的层面来切入这一问题，当然哲学的切入不是惟一的，文学上的性格上的等等都很重要，然而哲学的切入却无疑是首要的，带根本性的。 其实，研究鲁迅的局限性，不仅是针对鲁迅一人，而是破解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束缚中国人思想的原因。中国人始终没有从传统思维窠臼中跳出来，虽然历史上有几次大跳，例如晚明和五四，但最终还是没有跳出。黄宗曦的《明儒学案》，是一次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大反省、大总结；五四也是一次更大的反省和总结，鲁迅是其中最深刻的一位。但是仍然没有完全跳出来。这恐怕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