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城信社演绎民营银行.docVIP

浙江城信社演绎民营银行2003年1月25日，刚刚就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在人行全国分行长会议上的长篇发言中，提出了“促进整顿合格的城市信用社健康发展”。整个发言涉及城信社问题仅此一句，但在全国余下的约200家城信社听来却显得振聋发聩。 在此之前的2002年11月，浙江最后的四家城信社――台州市泰隆城市信用社、温岭市城市信用社(以下简称“温岭社”)、金华义乌市稠州城市信用社(以下简称“稠州社”)、宁波象山县绿叶城市信用社――在退市关头获得了人行总行保留。据《财经》了解，它们是目前所知惟一获正式批文保留的幸运儿。紧接着，人行总行又向各地分行下达了名为《进一步加强和促进城市信用社管制及发展》的文件，对城信社保留提出了一年期限和一些具体化要求，如增资扩股提高资本充足率，使之达到8％；不良资产及其占比“双降”等。 总行两次发文以及周小川的讲话虽未明示城信社的未来发展方向，但相关人士表示，在1997年出台的《城市信用合作社管理办法》（以下称“97办法”）明文规定的城信社必须遵循的“合作性质”，已在新文件中悄然消失。“合作”二字差别看似微小，但有分析认为，这个小小的差别，正表明监管机构不再强调城信社与商业银行的区别，等于默认了城信社作为民间股份制“准银行”机构的合法身份。 另外一个具有重大提示意味的举动是，浙江人行相关中心支行已完成城信社监管工作由合作处向股份处的移交，城信社进入与城市商业银行同等的监管序列。不过，对合作社时期法人代表――理事长的称谓却保留下来，关于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时的提法仍然是“理事长与主任分开”。 在这一背景下，浙江四家城信社的保留被赋予了一定的全局色彩。因为被保留的并非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哄而上的城信社概念，它们更多地被业内人士视做了民营银行的“种子”。简单按股本构成划分，绿叶、泰隆社以民间资本为主，稠州社、温岭社含有较大比例的法人股。以“出身”论，绿叶社、泰隆社属民间自发筹建，稠州社、温岭社属人行牵头财政出资。 从1992年高峰时期的5000多家城市信用合作社，到如今的花果凋零，保留的城信社在股权构成、市场定位、业务结构、规模数量以及经营状态等各方面都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历经十几年民间金融发展，大浪淘出的泰隆们事实上终于获得了一个机会来实现从非银行金融机构向民营银行的跃迁。这个机会不容错失，因为它的稀缺性和时限。 然而新一轮增资扩股后，城信社能否顺势升级成为真正的民营银行？“97办法”能否适应保留下的城信社生存发展，监管者是否已作好充分准备防范风险？ 生死之间 当城市信用社这个茂盛一时的金融种族已从媒体匿迹数年之久后，浙江台州的泰隆城市信用社却依然活跃在人们的视线里：有时和温州整体出色的商业银行并列，有时与台温地区发达的个私经济对应。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泰隆城市信用社一直在生死之间徘徊。 早在2002年初，人行上海大区分行对区内城信社的整顿就已接近尾声――共计以“改、降、并、转”方式处理浙闽两省192家城信社中的184家（其中商业银行收购16家）。当年1月25日，大区行机关报《上海金融报》称，“今年年初分行辖区将全面完成辖区城信社风险处置工作，其中包括：对浙闽两省各四家待实施停业整顿的城市信用社，尽快实施停业整顿；尽快解决台州市尚余的泰隆和温岭城市信用社的风险处置出路问题；督促地方政府帮助条件成熟的商业银行收购城信社。”6月，上海分行召开地市行长电话会议，再次表示浙江最后四家城信社应在年底前退出市场，除非地方政府支持保留并承担风险。国庆节前后，大区行传递的信息仍是维持原判。此时地方上已是难以招架。“当地推了好几次，先将退出时间拖到9月，后来又推到12月。”参与调研的人行参事室参事秦池江表示。 恰在6月与10月的两道“退市令”之间，2002年8月人行总行相关人士两赴江浙地区进行调研。在详细了解了几家城信社所有财务数据和地方政府、当地人行态度，并组织中小企业、股东和职工代表座谈后，表示将向上反映实际情况。8月29日，人行总行银行监管课题组发表了一份名为《进一步发挥现有中小商业银行的作用》的报告。报告提出，整顿城市信用社虽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已经撤销的城市信用社最终退出市场的政策和操作方式还有待研究。显然，这份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二司司长刘士余负责起草的报告对几近完成的城信社清理整顿不无反思。 11月4日，人行办公厅正式向上海分行发布“关于泰隆等四家城市信用社处置问题的通知”，表示四家城市信用社在做好几方面工作的基础上，可以继续保留独立的法人地位。不久，远在江苏靖江的长江城信社也得到人行南京分行口头保留确认。 按通知规定，浙江四家幸存城信社必须完成的工作是：首先按《关于向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暂行规定》（银发[1994]186号）进行增资扩股，补充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