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内在价值及外在标准.docVIP

知识内在价值及外在标准如果“知识”是稀缺的(经济物品的定义)，那么在知识逐渐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的时代，劳动者掌握的知识就逐渐上升为获取报酬的主要手段。这一变化产生了两个后果:(1)劳动是谋生的手段，于是知识成为谋生的手段；(2)获取知识的过程相当艰苦，于是有各种投机取巧的方法让“知识”变成可以廉价购买的标签。 上述两种现象在任何市场社会里都存在着，但是只有当知识的真实价值极大地偏离了它的外在价格时，普遍的考场作弊和对作弊熟视无睹才可能成为现实。知识的真实价值既包括知识在生产中可以带来的经济效益(知识的经济价值)，也包括知识在探求人生意义中的作用(知识的人文价值)。而知识的外在价格往往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所以即便在成熟市场社会里，知识的真实价值也被大大地低估了。 不过对成熟市场社会而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人们有足够丰厚的物质条件去思考生活(而不是仅仅“体验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知识的外在标准偏离其内在价值的程度。例如那些年收入千万美元以上的电影明星，不会是单纯凭了漂亮的外表就取得很高的声誉，还必须具有一定的“深度”。市场经济通过这样的方式补偿了知识的内在价值。 在从传统社会向着市场社会转型的社会里，事情显得悲哀得多。在市场经济的无所不包的冲击下，一方面，传统价值已经丧失了魅力，另一方面，新的价值体系远未确立。意义缺失使得人们尤其是年轻人逐渐习惯了没有“意义”的生活。“别理我，烦着呢!”这句话(除了可能的“厌烦政治”的含义以外)的意义在哪里呢？新一代人的“理念”(如果可以叫做理念的话)是“取消意义，回避深刻”。如果我们对我们生命的意义漠然处之，如果“活着”就是一切，那么“知识”的内在价值将一文不值。 除去人文价值以后，惟有市场决定知识的价格。在市场上，谋利原则是最高原则，没有谁真正关心你的内在价值，你的雇主直接关注的是你是否能够发挥最高的劳动生产率。但是知识与简单劳动不同，人们可以凭日常生活的经验判断一个人的简单劳动能力，却无法凭日常生活经验判断一个人的知识能力。为此，市场社会发明了“文凭”这个东西。借助于专家的鉴定(在教育领域就是教师和考试制度)，雇主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引号表明并非真正的判断)你的知识能力，假如你的文凭来自权威“学校”(加引号是因为学校原本不是为了制造文凭的)。 在上述社会环境里，考场作弊的经济学理由在于:获取知识所必须支付的成本大大高于知识的市场价格。不仅如此，如果作弊所节约的成本(等于“文凭”的价格减去获取起码考试知识的成本)足够大，考生会从这一节约所得的利益中拿出一部分来行贿。福建莆田普遍的考场作弊以及处理这种舞弊中的姑息所反映出来的，是知识的普遍的异化――知识的内在价值完全被忽略，知识沦为外在标签的附属品。 背景 坚硬的作弊 刘伟1970年出生，已经当了6年老师，这位福建省莆田市笏石中学的语文老师，在1999年6月15日，向有关部门寄出了一封举报信。 “1999年6月12－13日，在福建省普通高中会考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笏石中学分考点，上演了一幕舞弊的丑剧，笔者作为该校的一名监考员亲历了整个过程。 “12日上午，第一科英语开考后不久，我所监考的第15考室，先后就有5个考生抛传纸条作弊。纸条当场被我没收，但仍有部分考生妄图继续作弊。事后我向主考――本校校长郭荣章报告，郭说警告一下就行了。我心里不服，考后没有在答案卷密封袋上签名。上午第二科化学开考后不久，本校教务处副主任张启俊赶到第15考室，像教训学生似的命令我签名，大声斥责我：白白读了多年书，如此地不灵活，下次再也不会让你监考了。考场附近的考生都听得清清楚楚，我气愤不过，断然回答：你这样说话，我就是不签！有几个考生悄悄跟我说：不要抓这么严，别的考室大家都是在抄来抄去呢。我不予理睬，严厉地拒绝了他们。即便如此，仍有几个考生抛扔纸条被我截获。无奈之下，我强行把两个考生的答案卷没收在讲台上，考生居然上来抢回去。上午两科结束后，主考室几个主管人员纷纷要求我在密封袋上签名，校长说有责任他负责。磨蹭了一会儿，我才勉强地签了姓名。下午当我来到主考室时，便发现我的座位已经让另一位教师给占了。校长让我担任所谓的机动监考员，实际上剥夺了我的监考资格。” 刘伟当老师后只参加过两次大型考试的监考，去年的中考和今年的会考。两次考试他都发现了作弊的行为。 这次会考后，刘伟上课时曾在班上作了一个调查，他说：“这次会考没有作弊的请举手。”没人举手。他又说：“作弊的请举手。”结果全班都举起手。 说到现在的考风，笏石中学校长郭荣章说：“现在整个社会，考生，家长，就这个风气。” 福建省教委对刘伟所反映的事实作的调查表明，1999年普通中学高中会考笏石考点没有发现雷同卷，没有发现大面积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