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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专题：对外汉语教材的60年发展 - 　　10年前，苏格兰人Tracey Fallon在爱丁堡大学学习中文的时候，是从《新编汉语教程》中的“你好”“谢谢”开始的。而学汉语的经历，为她后来在英格兰一家国际办公室工作铺打下了基础。 　　Tracey记得，在自己接触到的汉语教材中，出现得最多的人物是银行职员、企业经理和自由职业者，她最为了解的名人，是姚明和刘翔；而如果时光倒流60年，她认识的中国人则将会是农民、工人，最为耳熟能详的名人是鲁迅和郭沫若，当然，还有毛泽东。 　　事实上，中国现代对外汉语的教学之路，始于1950年清华大学开办的东欧学生汉语专修班。现在，大家好奇的是，在过去的60多年时间里，中国对外汉语教材经历了怎样的改变？ 以政治为纲：毛主席语录出现在教材里 　　1958年，一个没有姓名的德国留学生来到了北京大学学习中文。那个时候，中国正在中共中央“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指引下，为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这名德国人善于从劳动人民那里汲取知识。他去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访问一位老农民黄老九，听黄讲述自己翻身后当上合作社组长的故事。他还参加了十多万人的群众国庆节游行，跟着人群一起高喊“毛主席万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同一位在半年内体重增加了4公斤的中国人分享各自的国家发展经验。课余时间，他观赏了电影《为了和平》、话剧《白毛女》等富有中国特色的文艺作品。 　　以上是《汉语教科书》（上、下）（1959年德文注释版，时代出版社）中描述的景象。那是1949年以来第一部对外汉语教科书，也是第一部以汉语拼音为基础的对外汉语教材。 　　这部教材的主要编者是留美归来的北京大学教授邓懿先生。但在强调集体创作的年代，和那个没有名字的德国人一样，该书的编者署名是“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因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东欧学生汉语专修班并入北京大学），个人面目模糊不清。 　　和那个幸福的德国人不同的是，课本出版那年，邓懿已被打为“漏网右派”、“美国特务”。 　　“每个时代的教材都必然带有时代的烙印。”一位曾任北语（北京语言学院，后改名“北京语言大学”）院长和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负责人的学者说，“文革”结束前，通过对外汉语教学推广主义、输出革命是一项重要任务。彼时来华学习汉语的主力是公费的亚非拉留学生，也有少量自费的欧美学生。 　　1971年到1977年期间，由于之前编写的教材均被定为“封、资、修”，北语在周恩来“速编速印”的四字方针下，迅速组织人马推出了《基础汉语》（上、下）和《汉语课本》（上、下）。 　　这两部“以政治思想为纲”的教材中，除了毛主席语录，雷锋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人新貌也大量体现，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学军）的方针也得到具体实施。 开门办学：“先生、太太”代替“同志” 　　1980年，中国留学生丁云出国留学，认识了正在当地学习汉语的帕兰卡和她的男朋友古波。他们一起喝咖啡，看球赛，唱《洪湖水，浪打浪》，还参加了中国驻外使馆举行的招待会。 　　这是《实用汉语课本》（第一册）（下简称《实汉1》，1981年，商务印书馆）里描写的情节。三位从国外教学归来的北语教师——刘珣、邓恩明和刘社会一起编写了这部“走出国门”的教材。 　　“为什么要起名古波、帕兰卡？”刘珣说，“外国人学汉语语音的时候，区别g/k、b/p等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是一个难点，我们就故意起了Gubo、Palanka这样的名字，让他们练习。” 　　在保留传统语法结构的基础上，教材吸收了彼时欧洲流行的以交际实用为目的功能法，同时辅以介绍中国文化，构成了“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新型教材。 　　“和之前的教材相比，这部教材第一册的场景设置在国外，而且故事的主人公有了具体的人名，”刘珣说，“当时我没有说古波是哪国人，其实主要指的还是美国。” 　　在该书第一册的结尾，编者们让古波和帕兰卡登上飞机，来到北京旅游、购物和过年。古波的父母布朗夫妇也被称为“先生、太太”——在以前教材里，成人间均互称“同志”。 　　而“厕所”“大小便”这种此前不登大雅之堂的词也在书中出现了。后来有美国朋友对刘珣说：“我们终于会上厕所大小便了。” 　　基于了解中国文化的需要，刘珣在1986年安排了布朗夫妇来中国旅游（《实汉3、4》）。来华生活学习的外国人，终于在改革开放后有机会打破仅仅在北京生活的小圈子，他们游览了长江三峡，在上海南京路“小花园”鞋店买了绣花鞋，在杭州西湖听了许仙和白素贞的故事，然后在丁云家里过中秋节。 　　长城、故宫、黄河、长江，常常是外国人必去的旅游胜地，几乎出现在所有的对外汉语教材中。“长城，是中国的一个表征。”Tracey说。 　　在布朗夫妇来华旅游的同时，加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