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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转型中书法审美价值(连载三)法国当代哲学家、美学家德里达是一个后现代的风云人物。他的解构思想非常复杂，这里只能谈谈与书法相关的文字学问题。在《文字语言学》(1967)一书中，德里达对张扬言说，他对贬抑文字书写深为不满，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同样的秩序控制着文字观，而形成“语言中心主义”。在索绪尔的“语言中心论”看来，语言的本质在语音（说话）和书写这一对立面上，说话是语言的本质，书写是衍生物。说话时，说话人和听话人同时在场，因而说话最接近意识的自我在场，故最为真实可靠。所以口语具有直接性、鲜活性，它使说话者和听者在场而充满生气。其实这种观点，似乎亦流行于非拼音文字中。《周易·系辞上》就曾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划出了书写、言语、意义三者的等级秩序；《老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陆机《文赋》：“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刘勰《文心雕龙》：“情在词外”，“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司空图“言外之意”说至近代王国维“境界说”，都可以看到文字、言语、意蕴三者的等级关系。 在语言中心者看来，书写同说话相比，语言没有直接性和生动性，因而根本上是含糊不清的。书写的字符有其自身的物质固定性，它掩盖了那些最初赋予它们的生命意义。它可以不断重复和翻印，使得其意义不是自明的，而必须重新解释。德里达认为，这种认为语音（说话）优越于书写的二元论语言观，这种“在场”的形而上学，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所体现出来的“暴力语言观”。德里达指出，言语也同样具有意义含糊性、不确定性，在特定场合，说话往往还是对已经写下的书写语的复述。反过来看，书写也并不绝然成为思想的蹩脚的复述。书写胜过言说之处在于，它的物质铭刻性具有阻断在场的能力。事实上，书写形式同样是对实在世界和客观真理的存在的照面，书写以铭刻的方式，维持了一个符号持久的知觉而禀有一种时空超越性。唯文字能永葆不灭，每一次阅读都将使作者在言说中“出场”。这样，德里达颠覆了言语对书写的优先地位，使说话（言语）从中心移到了边缘，而书写则上升到新的重要地位。 这样，在国人准备以拼音取代汉字以向西方人学习之时，西方人却以惊喜的眼睛发现了非拼音文字的汉字书法而惊羡不已。艺术家们发现：以团块、光影、透视色彩所构成的西洋画，以对现实尽善尽美的摹仿为能事，竟显得这样板滞和了无趣味，从而打破透视规律，以书法线条取代立体光影，以水墨晕彰代替色彩涂抹，以线性笔意的抽象打破团块结构的具象，于是，在新的抽象画中，人们领略了中国书法的风神意态和笔情墨意。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书法就完美无缺了。相反，中国古典书法走向当代，已经和正在发生审美转型，无论是用笔、用墨、结体、章法，乃至墨象笔意，气韵灵性都发生着新的改变。随着在世界文化语境中的中国现代文化形态的形成，书法也将不断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这种转型不是抛弃和重设，而是在继承和发扬的基点上扬弃和再生。因此，文化转型中的书法艺术将是充满自由精神的，它不是“现代书法”所能囊括尽的。它将一种“现代性”精神质素植入书法这一古老而又年轻的艺术品格中，将传统的笔墨技法和审美韵味整合在新的艺术形式中，生成新的多元多向的自由艺术范式——“现代性书法”。“现代性书法”与“现代书法”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现代性”是一个文化美学范畴，指一种精神启蒙质素，一套价值生成模式（哈贝马斯）；而“现代”则是一个线性历史范畴，指一段历史时期，或一种历史思潮（杰姆逊）。可以认为，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将在新的历史契机中，使现代性书法成为现代人的心性灵魂的呈现，成为现代文化价值生成的审美符号，成为现代世界的变革过程中不断嬗变流动的艺术精灵。那种认为中国书法因西方没有一门“书法”与之对应而必将成为弃儿而遭致衰亡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也许，正因为独一无二，它才会在中华大地和西方世界成为新世纪文化复兴的宠儿。 我们乐观地看到，中国书法的文化价值定位已经有了坚实的现代文化地基：当今世界，人类共处一个“地球村”，东西方“邻居”间的互不了解、相互抵牾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文化无国界，华夏文化艺术将真正进入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以一种“他者”的形象，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表意方式，借此，消解西方中心话语向第三世界播撒的权威性，打破第一世界文化本文的中心性，展示本土新文化的清新刚健风格，并指明走向新世纪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书法文化将寓清新刚健的人生意识和高蹈执着的个性自由于现代性阳刚之美中，从而能够体悟宇宙创造生命的艺术魅力；中国新世纪书法将以生生不息的创造力融线条和意象于飞动简劲的节奏韵律中，去感悟现代人的超越精神和宇宙大化的生动气韵；中国书法新形式将现代人独特的审美风范、审美心理和审美趣味融注在一个最自由最充沛的自我中，以强化了的主体意识去领略沉思感悟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