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研究.docVIP

　　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研究 欢迎来到站，今天本网站为大家提供了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希望朋友们读后有所收获! 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最明显的区别之一就是文学语言的差别，言文合一是新旧文学转型的重要标志。因此，言文合一文学主张的提出无疑是确定现代文学起点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严先生指出，五四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学所依据的言文合一说早在黄遵宪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中就已提出，它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同类论述早了三十年。仅从这一史实的客观性上看，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似乎应该早于五四文学革命。然而，对于任何一个理论或主张来说，其诞生时间的早晚固然很重要，但是该理论或主张诞生的初衷、理论的深度与影响也不容忽视。《日本国志》是黄遵宪耗费八年时间完成的心血之作，全书共十二志四十卷，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日本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的主要目的在于全面而客观地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社会制度，以期望为清政府进行政治变革提供借鉴。全书各志除客观记述之外，均以外史氏曰的方式简短地论述了日本维新变革的经过及得失，并推论及我国。在第三十三卷《学术志二》的文学条中，黄遵宪在记述了日本文字与语言的发展演变之后，发表了一段自己的议论。他肯定了日本文字与语言相结合的变革举措，提出了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的思想，并寄希望于中国也能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使天下之农工商妇女幼稚者皆能通文字之用。 虽然黄遵宪的这些议论中已经具备了言文合一的思想，但是他却并没有指出白话文就是那个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体，更没有明确地提出用白话进行文学创作的主张。此外，黄遵宪言文合一思想的理论初衷仅仅是为了寻求一种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的文体来普及教育和开启民智，而并非要借这一文体来取代文言文的正统地位。这些正是他的言文合一思想的局限所在。而胡适的言文合一的主张无疑打破了黄遵宪的局限。虽然黄遵宪言文合一的思想比胡适的问世要早，但当时远在国外留学的胡适稍后提出的主张却与黄遵宪的思想并无直接的关联。胡适言文合一的理论主张主要是建立在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以及他对中国历代文学发展史的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他不仅从中找到了中国文学适用于今的语言工具白话，而且明确提出要建立一种废文言文而立白话文的国语的文学。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开宗明义地说：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他甚至断言：若要使中国有新文学，若要使中国文学能达今日的意思，能表今人的情感，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和社会状态，非用白话不可。 除此之外，胡适的历史贡献还在于，他不仅是一位言文合一的倡导者，而且在实践上也是率先用白话进行文学创作的。他在最难攻克的诗歌体裁中尝试运用白话，其创作的《尝试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新诗集。他还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白话话剧的剧本《终身大事》。胡适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bull;建设理论集》导言中用大量的篇幅回顾了晚清白话运动的历史。从最早的沿海各省维新志士创造拼音字母到王照、劳乃宣的官话字母运动，从吴汝纶、张百熙、严复、张謇等晚清名流力推学校教育使用拼音文字到民国初期教育部颁布国语注音字母，这段历史本应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奏，却被胡适定下一个运动失败的结论。胡适甚至自信地认为，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虽然黄遵宪的言文合一的思想不至于被冠以失败二字，但是他确实没有明确地提出白话文学这一口号，更没有表现出推翻文言文正统地位的现代意识。因此，笔者认为，包括黄遵宪的言文合一思想主张在内的一系列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都只是白话替代文言的这一古今语言转变过程中的量变，它们对现代白话文的建构只是起到了一个铺垫的作用，真正的质变是到五四白话文运动才实现的，现代白话和白话文学也是直到五四才基本上得以定型的。由此可见，五四文学革命时所倡导的言文合一的白话文运动更能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一个标志。 中国现代文学在诞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广泛的外来影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鲁迅先生甚至断言：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外国文学思潮的影响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的现代作家，而且引发了中国文学的文学观念与创作方法的变革，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文学、走向现代化起到了一个良好的引导作用。因此，要确定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外来影响、对外交流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严先生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在那个时期，已经有陈季同这样的知识分子突破了中国传统的陈腐观念，视小说戏剧为文学的正宗，并且用法文创作小说与戏剧来传播中国文学和文化。最重要的是，陈季同还形成或接受了世界的文学的观念。陈季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