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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知识溢出对供应商创新绩效影响研究摘要：我国是引进FDI总量最大和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充分利用FDI的知识溢出效应对提升国内企业的创新绩效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企业层面的知识溢出效应，利用回归分析方法，通过对广东省珠三角地区272家企业的分析，认为：企业的创新绩效水平与下游企业知识溢出、本企业吸收能力呈正向关联关系；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对不同性质企业呈现差异性特征。对于零部件和原材料供应商的创新绩效影响比其他供应商更为明显；对于出口导向型供应商的创新绩效影响相比国内市场导向型不明显。此外，本文还从供应商类型、市场导向性关系、产业属性分类、企业性质划分四个方面分析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关键词：珠三角；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供应商;创新绩效 中图分类号：F127.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2-0063-007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作为先行地区大力引进FDI，成为引资总量最大，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截止2010年底，广东省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达到3046.11亿美元，其中FDI累计为2534.54亿美元。2010年，广东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比重达52.33%。外资企业已经成为广东省经济增长中的主要贡献因素，与此同时，大量的内资企业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的企业成为外资企业的供应商。但是，面对大量外资企业与内资供应商企业的技术差距所可能带来的知识溢出,内资供应商企业却存在吸收不足，创新无力的窘况。在这个背景下，由暨南大学“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赞助，从2009年11月到2011年10月，笔者在广东外资企业分布较为广泛的珠三角地区，历时两年的时间，展开了一系列实地调查。调查发现，企业因吸收能力差、创新绩效低等诸多原因，技术进步较慢，创新能力低下。因此，广东省供应商企业如何实现技术创新，从而实现产业转型已经成为不得不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国内外大量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通过大量FDI的引进，以代工、生产外包、来料加工等生产形式，产生了大量的知识溢出，但是知识溢出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创新影响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Coe Helpman，1995）。而吸收能力也是影响企业创新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Cohen Levi－nthal，1990）。 Caves（1974）较早的对FDI的溢出效应进行计量研究，通过研究澳大利亚1966年数据发现，FDI的进入与当地劳动生产率有正向关系。此后，国外学者Blalock( 2001 ) 、Schoors van der Tol ( 2002 ) 、Mucchielli Jabbour ( 2006 ) ，国内学者王耀中、刘舜佳( 2005 ) ； 严兵( 2006 )；杨亚平（2007）都以不同的角度，用计量的方法论证了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现在学术界的普遍观点是：FDI的知识溢出效应确实存在，后向关联效应基本为正，外资企业对于上游供应商的生产率的提高有正向促进作用。 Paul M.Romer（1986）提出知识溢出模型，认为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是密切相关的，知识是厂商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投资决策的产物，并且知识具有溢出的效应。知识积累的“内部性”与知识存量的外部性得到了内生增长，促进了知识的转移和技术的进步。 Cohen 和Levinthal（1990）界定知识吸收能力概念，知识吸收能力是指对于外部信息，企业认识其价值并吸收和应用于商业终端的能力。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通过FDI、订单生产、技术引进等形式实现对于发达国家的技术追赶，分为引进、消化、吸收，从而完成从模仿到创新的二次创新过程。 近些年来，中国FDI知识溢出效应对于上游内资企业的影响已经引起国内众多学者的关注。 吴晓波和王莹（2010）在探讨知识溢出与创新的关系时发现，知识溢出对于知识的接收方具有明显的创新促进作用，但是，正是知识溢出壁垒的存在促进了知识密集型企业的产生，提出了知识溢出的反向作用与创新的关系。 肖文和林高榜（2011）认为技术的增长来源于海外资本的知识溢出与企业对于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本国RD资本积累和资本品进口，对中国技术进步具有较显著和较强的正面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在华RD直接投资次之，消费品进口、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引进合同的作用则不明显。 陶锋（2011）在研究中发现：代工企业的吸收能力对知识溢出和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正的调节效应，即吸收能力增强了外部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在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中，隐性知识溢出对代工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重要，而在购买者驱动型价值链中，显性知识溢出更重要。 陈劲等（2011）提出提高企业知识吸收能力是开放式创新成功的关键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