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电影中女性形象演变.docVIP

中国西部电影中女性形象演变摘要：中国西部电影作为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史上最突出的思潮和现象之一，已经构成了可观的创作成绩和成熟的艺术样态。本文以中国西部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的演变为研究对象，将其放置在西部电影的发展链条之上，透过对其形象塑造的分析，试图梳理中国西部电影中女性形象的演变历程。 关键词：中国西部电影 女性形象 中国西部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继承了中国电影发展史各个时期的女性形象特征，比如：贤妻良母型，被压迫而被革命解救型，生产劳动中的女强者型等。在众多展现中国西部人文情怀的影片中，大多描绘了一个落后的中国西北曾经面临的和正在经历的生存困境。影片通常采用具有西北民俗风情的婚丧嫁娶仪式、爱情悲剧故事、日常生存状态为切入视角。其中，女性是西部独特人文地貌养育的果实，又是西部生生不息的活力所在。本文试从中国西部电影的代表作品从发，取文本分析的角度来梳理中国西部电影中女性形象的演变历程。 一、“情”、“欲”的挣扎： 如果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西部电影，是一个逐渐把“欲望”从人们凝视中逐渐削减和提出的过程，那么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电影，也可以说是一个把“欲望”的目光还给人们的过程。1女性的“情”“欲”选择与抗争在一个人伦压制人性的时代显得极为艰难和宝贵。无论是在粗犷厚重的黄土高原还是曲折幽绕的深宅大院，旧时代的女人们怎么都逃不掉一段注定无果的情感和悲惨的命运。电影《红高粱》中，“九儿”做着出嫁前最后的打扮，中年已婚妇女按照规矩在新娘面前喊出，“盖头不能掀，盖头一掀必生事端。坐轿不能哭，哭轿吐轿，没有好报”。可以说，这场戏对“九儿”之后的命运做了暗示和预测，那就是女人不能做“出格”的事，如果超出千百年的习俗必然会厄运不断、婚姻不幸。事实上，“九儿”的婚姻一开始就没有感情基础（丈夫是“麻风病人”），而是一种延续千年的人财交换的生存模式。 “九儿”内心对于这门婚事的不满和深深的绝望，使她藏着一把剪刀坐进了花轿。在那个时代，这是能够代表大多数妇女的逻辑：宁死不从。在此，女性身体是女性属于自己的全部，但却不拥有支配权。在这样的矛盾处境之中，影片中的女性人物在外部因素的不断刺激和逼迫下最终只能选择用身体去对抗残酷的现实。在一个人伦压制人情的时代，女性悲惨的命运仍旧是要靠男性才能得到解脱。 二、“大地母亲”地守候： 中国电影早期的银幕女性形象拥有贤妻良母这一角色类型，并且这个类型在西部片中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和创新。 电影《双旗镇刀客》中， “好妹”一出场就面临着“娃娃亲”的选择， 她具备了西北女子的特征——吃苦耐劳、善良泼辣。她帮助父亲料理小店，烧水做饭，指点“孩哥”如何从马排骨上剔下马肉等，这些已经很好的展现出她作为一名劳动女性的特质。 “好妹”是剧情的衔接的关键，“孩哥”为她而来，为她杀人，为她被“沙里飞”欺骗，为她与“一刀仙”决斗，最后为她离开了双旗镇。对于“孩哥”这样父母双亡的少年来说，他人生成长的关键人物恰恰是作为女性的“好妹”。 “孩哥”出镇寻找“沙里飞”望其能够帮助对抗“一刀仙”，“好妹”则日日站在土塬上守候其归来，这是一个远景镜头，“好妹”孤单的身影和昏黄的沙漠构成了一幅包含着母盼子归、妻盼夫归含义的画面中， “孩哥”在“好妹”身上找到一个怀抱和一种确认。在某种意义上，“九儿”养育了一群酿酒的男人们，“菊豆”养育了染坊内的三个男人，“好妹”养育了“孩哥”，“五朵梅”（影片《在那遥远的地方》中人物）养育了客栈中流离失所的人们。这些女性形象一同构成了西部土地上“母亲”的形象。 三、“走出去”意识地觉醒： 电影《黄土地》中，“翠巧”在古老的黄土地上用自己的生命做着抗争。什么样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什么样的婚姻制度，这就是“翠巧”的命运。作为女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被“打发”出去，甚至被当成一种物品，被交换、被出卖。一旦出嫁，再回娘家，却更像是客人。在“没有吃食，啥恩爱？”这样简单的道理下，“翠巧”的婚姻必然与吃食之有无联系在一起。“1939年”初春，“顾青”来了，而随着他的离去“1939年”也随之而去，黄土地陷入周而复始的自然循环，但”翠巧”的命运却悄悄发生着改变。她终于意识到能够拯救自己的不是“顾青”，或许也不是自己，但她终于向着那条最终吞没自己生命的黄河迈出步伐时，为自身命运的所做挣扎已经具有了行动的意义。2在此，“秋菊”（电影《秋菊打官司》中人物）、“张美丽”（电影《美丽的大脚》中人物）到“图雅”（电影《图雅的婚事》中人物）是时代躁动下女性形象的代表，她们生活的环境仍然没能如预料中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富足的生活和满意的情感在新的变化下反而遭受着更加严峻的选择。但是，她们作为中国西部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延续和发展，为人们带来了新的启示，“秋菊”的执着、“张美丽”的无私、“图雅”的坚强是中国西部片中女性形象特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