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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国家建构思想及西方民族主义【摘要】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传统中国民族思想的主流是以文化辨民族，并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观。民族主义思想是伴随近代西欧民族国家建构而出现的，其核心理念是国家由民族决定。鸦片战争后，在列强殖民入侵和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出现分裂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倾向。作为对列强殖民入侵下民族分裂危机的回应，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趋向于通过同化政策进行“国族”建构，但这种国家政治建构的努力难收其效，根本原因还在于它始终未能摆脱“民族——国家”的束缚。 【关键词】传统中国民族国家观；西方民族主义；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同化政策 【作者】罗富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读博士生，成都，610064；罗绍明，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在读博士生；成都，610061 【中图分类号】 D63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2）03-0001-006 不同文明体系话语中的“民族”和“国家”观念存在很大的差异，不同文明时代的民族、国家概念也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中。传统中国的“大一统”国家理念与西方民族国家思想存在较大的差异。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入侵，两种观念产生了碰撞。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蒙藏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产生分裂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倾向。如何消除边疆少数民族中的分裂主义倾向？如何在传统多民族的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中国知识精英界对此展开了思想的争鸣。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中国从传统帝制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在中国国家体制发生根本性变化之际，民国政府如何致力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这些问题还有待我们进一步作全面和深入的分析。 一、 中国传统民族国家观 民族、民族主义的概念伴随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建构而产生，到晚清才传播到中国。对传统中国而言，并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但中国古代并非没有“民族”的意识，先民很早就有对于民族与国家关系的深刻思考，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民族观念与国家观念，成为传统中国处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关系、及确保中央王朝统一与民族一体的重要理念支柱。 从中国历史上看，自三代以来，中国既已形成中原发达的农耕文明与周边地区的游牧文明相对照的“中心—边缘”格局，与之相对应，将两种不同文明形态的共同体以“华夏”“蛮夷戎狄”等名称区分的族类观念逐渐形成。到春秋战国时代，“四裔”纷纷进入中原，对中原农耕文明造成强烈冲击，中原农耕人与周边游牧人之间的战争与冲突，激发了华夏族和周边各族的民族意识，“华夷有别”的对立观念开始产生。这种封闭性的“夷夏之辨”是在特殊的政治局势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倾向于不以文化辨民族，不允许夷可变夏，这种倾向虽然是非主流的，但也长期存在，且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进程产生消极的影响。 不过，周秦以来，基本上是夷夏之辨开放的一面占据着主导地位。［1］也就是说，传统中国对民族认识的主流倾向，是将其视为一种可逆互变的文明共同体的概念。“华夷”并非以种族、血统或地域为界凝固不变，而是以文化的差别辨民族，且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将文化的认同视为“华夷”区分的标准，这样，随着文化认同的变化，“华夷”的民族属性也是可以互变的。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之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2］（P17） 与传统中国对“民族”认识密切关联的是古代中国对“国家”的认识。在中国思想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和“大一统”的国家观即形成于这一时期。“天下观”的基本框架是“溥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 （《诗经?小雅?北山》），表达着一种以中原皇朝为中心与四夷分居边缘组成同心圆式的天下秩序，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地理空间和当时人们的世界秩序观念。在“天下观”基础上发展出的“大一统”思想成为传统中国的政治理念。大一统国家认同表现在政治上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文化上认同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也是政治合法性的前提，传统中国无论是接受哪个民族的统治，其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必须首先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这和传统中国开放式的文化民族观是一脉相承的。在“大一统”思想的支配下，自秦以后的行政体系采取了“天下帝国”模式。正是基于传统中国对“民族”和“国家”的认识，历代治国者秉持“大一统”的政治理念，使得不同文化的群体逐渐走向自然融合，从而使中华文明能够在历史上绵延传承，这种从未断裂的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二、 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理念 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但一般认为以民族主义为寄托的民族国家构建始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霍布斯鲍姆即认为，“现代民族主义起源于18世纪末的欧洲，是一个以法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