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有承受压力及挫折勇气.docVIP

人要有承受压力及挫折勇气和青年们谈这个题目，我是没有资格的，因为我正是在关键时刻没有承受住压力才成了一个失败者，正是在走上自己事业的高峰时遭到了最惨痛的挫折。青年们也许还不了解，人生的有些关口是多么重要，认识环境和把握自己是多么不容易。如果我的教训能够对青年们有所启发，我情愿重温噩梦。 1983年，我在地方足球队当了20多年教练之后，开始接手国家队。能够担任国家队主教练，我的心情是激动和复杂的。当时我已53岁，对一个年过半百的人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机会更让人兴奋和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呢？这无疑是我事业上的高峰，也是最后一站。再拼它一次，冲出来了，可告慰全国父老；冲不出来，也得拼出个模样，不成功也成仁。同时我也意识到，此举风险很大，凶多吉少。一是历史上的压力：贺老总“三大球不翻身死不瞑目”的遗言一直让人心里沉甸甸的；1982年世界杯赛中国队未能出线成了全国人民和海外同胞的憾事。足球何时冲出亚洲，是全国上下注目的焦点。二是国家队状况不佳：饮恨新加坡之后，亚运会又没踢好。前任教练苏永舜全家迁居加拿大，容志行、迟尚斌等主力队员也准备挂靴，球队士气低落，气氛沉重。我也想到过今后的结局，足球教练大多没有好下场，不仅是中国，在国外也是一样。打胜了，不可能见好就收，叫做欲罢不忍，还想打得更好。什么时候打败了，头破血流了，才下台。尽管想过这些，我还是信心十足地上任了。人生能有几回搏？就来个最后一搏吧。 上任后我不敢有半点松懈，因为担子太重，压力太大。这压力来自各方面，光球迷的狂热就不得了。球队在北京训练的时候，每到下午都有几百名球迷围着观看。你踢得漂亮，他高声叫好，稍踢不好，就“臭啊！真臭”地乱喊，弄得有的队员连训练都放不开。训练尚且如此，正式比赛又将如何呢？ 报界也睁大了眼睛注视我们的一举一动，一场比赛下来立即作出反应，评头品足，毫不客气。随之而来的是全国各地的信件。两年中我们收到上万封，说好说坏的，什么都有。但不管是何种方式，表现出来的心愿就是一个—冲出亚洲。 “冲出亚洲”是全国人民的期望，对我们来讲，某种意义就是最沉重的压力。输了便“无颜见江东父老”，这种念头常常在我心里浮现。我们不怕训练的艰苦，但不敢说不怕压力，它已经成了一种心理障碍，一个幽灵，时时出来干扰我们。一般的比赛我们能踢好，越是大比赛、关键的比赛越不行。我有时干脆不许队员们看来信、看报纸，以免干扰，但这不是高明的办法，正说明我忽略了队员心理素质的训练。我们不是怕对手，是怕我们自己。 我还忽视了另一个潜伏的危机：1984年获亚运会亚军，在国内反响不小，但骄傲情绪也在滋长。对一个成熟的球队来讲，这种情绪能够在比赛的得失中得到控制。而此时的骄傲却是和心理素质差、对外界压力的承受力差、不成熟等弱点搅在了一起，其后果就相当可怕了。我当时并未深刻认识到这一点，说还是说，但在队员听来都是不疼不痒的。而我斟酌过多、缺乏魄力的弱点也在这种状况中导致了5.19惨败的致命伤—不具有力排众议的坚定意志。 世界杯小组赛在客场与香港打了平手后，国内已是舆论纷纷，说我们连个香港队都踢不赢，真没本事。当局势发展到只要在主场与香港踢平就能出线时，“赢”的舆论更是铺天盖地而来。上下左右无不认为是稳操胜券，队员们也蹩足了劲：狠狠地灌，灌它个够！领导的期望，报界的渲染，球迷的狂热都使我们感到，不仅不能踢输，而且不能平，踢平了也不光彩，也得落骂名。我曾经提出过打一号方案（即收缩在后半场，防守反击），但我没有自信力坚持，我们自己已经把两条出路（踢平、踢赢）变成了一条（只准赢）。后来，当我追悔莫及的时候，曾无数次地想过：如果我当时任凭你骂也好，指责也好，就坚持打“一号”，情况会如何呢？事情非常清楚，我们打“一号”，香港队专门对付我们的密集防守就行不通，因为他们不进球就等于输球。他们稳不住，给我们造成反攻的机会，我们就很可能赢。该急躁的是他们，怎么成了我们自己呢？尽管我坚持一号方案未必行得通，但作为教练员至少不该是人云亦云。而我却被舆论所左右，屈服于压力，再加上自己也头脑发热，导致了决策的错误。这真是教练员的最大悲剧。 5.19之战开始了，其结果是气（骄气、睹气）生热（头脑发热），热生激（指导思想的偏激），激生急（情绪急躁），急生乱，乱了方寸。当香港队又进一球，我们以1：2落后时，局势完全控制不住了，我只有暗叫一声，完了！ 这以后的一段日子是不堪回首的。5.19我一夜不能成眠，半躺在床上，一根烟接一根烟地抽。屋里没有断人，不管什么样的安慰话也减轻不了我的一丝痛苦。愤怒的信件从四面八方涌来，言辞之激烈让人难以目睹。有人寄来了刀片和绳子，示意我该以死赎罪。北京的球迷们则天天围着球队驻地诅骂我的名字，让我出来回答问题。之后的长城怀赛无法参加了，队员们不言自明，卷起铺盖卷儿悄悄离开了国家队。往日生龙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