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及诗风及中唐理性之回归.docVIP

元及诗风及中唐理性之回归内容摘要：“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的一个转折点。在中唐，随着社会的急剧变革，文化心态的全面成熟，文学审美风尚也随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裂和分化。其中，以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元和诗风集中体现了中唐诗坛由盛唐的情感恣纵向理性思辨的回归。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简要论述元和诗风中理性的回归。 关键词：元和诗风 社会背景 理性回归 在盛唐，中国的封建文化呈现出急剧上升的蓬勃生命力，封建社会的全面完善就成就在盛唐。因此，经历了安史之乱的中唐，开始以相对客观、冷静的心态接受社会中不可弥补的同时很难解决的社会矛盾。在盛唐呈现全盛态势的道教文化开始重新接受来自儒家文化的同时，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也在不同的层面重新进行了自身的文化定位。理性思辨精神重新受到重视，是当时社会文化表现出的不同于盛唐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文学也因此呈现出了更为丰富的思辨色彩和风格迥异的不同流派。其中由韩愈、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由元稹、白居易发起的新乐府运动，则是文学、诗歌在动荡的中唐社会重新开始理性之沉思的代表。 一.韩柳古文运动与韩孟的险怪诗风 中唐时由韩愈、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有其特定的社会原因。“轻阀阅、重科举、轻经术、重文章”，在唐代，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产生了依靠政治才能和文才来争取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唐，儒学在知识界的广泛复兴为古文运动提供了思想的土壤。首先，文体的改革是古文运动得以开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士人们都希望能够充分表达自身对于时事的思索的中唐，古文，无疑是一个比诗歌更加长于论证思辨的文体，社会的需要于是推动了古文运动的产生。其次，作者的不断增多。韩愈、柳宗元以提倡古文来反对佛老，用这种有力的文体形式调动起了知识界倡导理性、倡导改革和社会责任的新的文风，而这种相对易于掌握的文体被越来越多的士人所接受，从而壮大了古文运动，使这一顺应了时代需要的文学运动推动了理性思潮在中唐文化界的复兴。韩、柳所发起的古文运动，是诗人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在批判继承古文运动先驱的基础上，对儒道的传统学说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提出了一些与传统观念不相一致的新解，以文章内容的变革带动形式的变革，使“文以载道”具有了实践意义和社会价值，并且在理论上使之不断完善。古文运动使“载道”的古文变为了讽世刺时、抒怀言志的感激怨怼之作，并进而促成了散文体裁和语言艺术的全面革新，形成了一种既宜于实用、又便于进行艺术创作的新文体。除了写作政治、哲学方面的议论文之外，古文运动中的古文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内容是发自真性情的穷困愁思之声。韩柳变“笔”为“文”，在应用文中抒情言志，使之产生了抒情文学的艺术魅力，同时使得古文运动的理性思辨不仅仅服务于经国制业，也将深刻的思辨带入了日常生活、民生疾苦，从而真正将理性精神纳入了文人的生活状态、创作常态之中。古文运动是伴随着中唐的儒学复兴运动而展开的。唐代宗明确任用儒士，至德宗朝，经陆贽、权德舆等人大力提倡，儒学走向复兴高潮。儒学中经世致用的精神核心也由此成为了中唐文人理性精神的核心。韩、柳强调的“由道及物”的观念，从理论上解决了明道和现实政治的关系，改变了以往古文家只是引六经作文，而未能在现实中切实发扬儒家义理的状态。在盛唐，文章中的儒家教条只能是作为点饰盛世文明的标志，而中唐文人则重新开始将儒家思想中的理性、规范和法则当作了拯世济时之本，当作了实现其政治理想、社会构建的切实需要。因此，中唐古文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古文运动所提倡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理论核心也就成为了中唐文化理性之回归的思想内核。 在进行古文运动的理性文学模式的建构的同时，运动发起者之一的韩愈却在诗歌创作领域实践着不同于古文运动的奇崛险怪的创作风貌。这与中唐文人复杂的世界观是分不开的。作为官员，韩愈力排佛老，推崇儒家的理性精神，但同时作为一个自然人，韩愈也渴望张扬自己的个性，渴望感性的释放。因此，韩愈用不同的文体来表达不同的情感需求。在诗歌领域，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继承和发展了道教美学的审美品格和文学兴象，仍然将诗歌这种体裁作为了个体情感自由抒发的渠道。诗中鲜明的隐逸情绪；奇崛险怪的诗风；对于主观情感的发展和张扬，都是对于“道”，这个道教文化的最高精髓所做出的美学阐释。从表面上看，道家思想是散逸的、放旷的，充分感性化的。然而，如果从道家学派的理论核心入手重新审视道教的思想体系，不难看出，实际上道家的思想具有更为纯粹的逻辑性和哲学意味。这也正是韩愈这样的文学家能够将“文——儒家”与“诗——道家”这两个看似截然相反的文学道路融归在自身的思想构成之中的反应。在韩愈的奇崛险峭的诗歌创作中，一种潜意识中的理性思索并非是不存在的。或许正是在对于家国、政治的理性文章的思辨中，对于个体生命价值的哲学层面的探索也才成为了诗人的切实需要。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