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先生及她诗词情缘.docVIP

叶嘉莹先生及她诗词情缘最初知道叶嘉莹先生的名字是在10多年前，那时我刚刚来出版社工作不久。起因是：一个朋友非常着急地托我给他在南京上大学的女儿找本书，是关于“迦陵讲诗”的，书的名字现在已记不得了，只记得当时为找那本书颇费周折，但最后还是找到了，并且亲自付款买下后送交了朋友。看着当时朋友高兴的样子，自己也如释重负。第二次看到叶先生的名字是在一套《顾随全集》的4卷本中，当时只是翻了一下《序》，得知她是顾随先生的入室弟子时，很是惊讶。后来出版社推出了一套《迦陵著作集》（共10本），因忙于工作和家务，就将两套书搁在一起，没有翻看。而今，因为查找一些关于诗歌的资料，重新拿起这套书，一连读了《我的诗词道路》、《迦陵论诗丛稿》、《古典诗词讲演集》，颇受启发，提笔一议。 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出生于燕京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小就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加之天赋聪敏，深得旧学修养极深的伯父的垂爱，十一二岁便能写诗填词。此后，一直对诗词有着浓厚的兴趣。大学期间又深得顾随先生讲授诗词的启发，眼界大开，她曾说，顾先生在课堂讲授中所展示出来的诗词之意境的深微高远和璀璨光华，是她终生热爱诗词虽老而此心不改的一个重要原因。1945年夏天大学毕业后，便开始中学教师的生活，后因国内情势变化，便随丈夫去台湾工作。50年代在台湾大学任教授，并在淡江与辅仁大学任兼职教授；60年代赴美任密西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后来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70年代末返大陆讲学，先后任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事实证明：她无论身居何处，经历过多少挫折和苦痛，一生都是与诗词为伍，始终从事古典诗词的教学与研究。她治学严谨，最大的贡献就是把西方的文艺理论移植到中国古典诗词研究的苗圃中来。她的学术论著独辟蹊径，见解精辟，足以成一家之言，在国内外的学术界都产生了颇大的影响。这与其真诚、严谨、勇于探索的学术精神及其坚韧刚强的品格是分不开的。 她虽然是一个纤弱的淑女，但有着超过一般人的坚韧不拔的意志，承担悲苦的旷达与追求美好事物矢志不渝的执著。中国古典诗词中所包含的千姿百态的生命和哀、乐、忧、喜的万种情感深深地吸引了她，所以她把苦读作为对美好生命的探索和追寻。她对诗歌有着独特的理解，提出评论诗歌当以“感发之生命”为主要质素的观点。她说：“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在本质方面原是一直有着某些永恒不变之质素的缘故。”关于这种质素，则是她在经过了多年的批评实践之后，提出的一个较为明确的说法，就是“诗歌中兴发感动之作用”。这一点虽然也是中国诗说中的主要传统，然而传统的诗说对这种作用虽有认知，但缺乏明确的解说。 她生性有“热烈任纵之感情”，这种感情使她把自己的生命投入了进去。而她生性当中的另一面“冷静严刻之理智”，又能使她在投入之后，从历史的角度去比较作者的心境，从理性出发对诗词中的微妙差异做出客观、明朗的分析和哲学的思考。从她的讲述中，我们知道她最赞赏的诗人是陶渊明、杜甫、李商隐和苏轼。她不仅谈到他们对待人生悲苦、磨难的态度和操守，还特别能够从他们的悲痛甚至消沉中看到他们顽强勃发的生命意识，或是超然的逸怀浩气。从她的字里行间，我们感知到她在与那些伟大诗人的对话中找到了精神的共鸣。 由于长期在西方教学工作，她有机会阅读了不少西方文艺理论著作，也得以与西方学者进行交流。她结合西方文论中的阐释学、符号学和接受美学等理论对中国传统词学不断反思，将词分成了歌词之词、诗化之词、赋化之词三大类别。叶嘉莹还独辟蹊径，撰写了《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一篇长文，借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对《花间》词中之女性叙写所引起的中国词学方面的困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词体之美感特质，和对于这种美感特质在词体的演进中，对于歌词之词、诗化之词及赋化之词不同体式的词作中的影响和作用，做了推源溯流的说明。缪钺先生曾写信对之颇加赞许，认为所论能融会古今中外，对词之特质做出了根本的探讨，体大思精，发前人所未发，是继《人间词话》后对中国词学之又一次值得重视的开拓。 叶嘉莹先生以深厚的文学修养，以一颗赤子之心，认识到中国古典诗歌的价值“正在其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受的、富于联想的、活泼开放的、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灵”，而她担负的责任则是将这种生发不已的感发生命的本质传达出来。在她对诗词的阐述中透露出她的爱与憎，对美好生命、美好情怀的赞美，对人生的彻悟，甚至是缕缕怅怀。我想，叶先生在读苏轼那首《定风波》的时候，也一定在抒发自己的情怀。面对苦难，她也是以“微冷，山头夕照却相迎”的旷达战胜了软弱。她自述中说，是诗词给了她莫大的精神安慰，支持她经受巨大打击。其实，她自己对磨难的体会，也使她把那些诗词阐发得那么生动感人而深刻。她对世人深掩内心不胜承受的全部痛苦，把这些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