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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长青及其《汉书艺文志问答》
叶长青及其《汉书艺文志问答》《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民国间深为时人所重。无锡国专教授叶长青所著《汉书艺文志问答》一书,以传统治学精神为取向,借问答之体探究学术源流,释前人之疑,在诸多相关研究论著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
《汉书·艺文志》是中国最早的文献目录,以其辨明学术源流历来为治学者所重视,姚振宗称《七略》与《汉志》,“自黄虞以迄先汉,学术流别,胥在于是”,章学诚《校雠通义》称“《汉志》最重学术源流”。自东汉至清朝的二千余年,学者对《汉志》的探究从未间断。前人既奉《汉志》为经典,仅阐发刘向父子及班固本意,补其阙遗,不敢妄加揣测。及至民国,新学与旧学并出,主张新学者往往自《汉志》为立说找依据,主张旧学者则承前人研究方法而有所创建。学校授课也多有讲授《汉志》,部分著作就是在讲义的基础上形成的。相对前人比较零散的研究而言,民国时期的《汉志》研究以时间短、论著多,一时形成高潮,著名者有孙德谦、彭明?、顾实、张舜徽、李笠数家。在新旧学论争的时期,《汉志》受到特别的重视,尤其可见其对于学术正本清源的意义。在对《汉志》全文的研究专著中,近人叶长青所撰《汉书艺文志问答》(以下简称《问答》)借问答之体,以传统治学精神为取向,对前人误解有所质正,时有创见。
一、学术之源出于史
叶长青《问答》自序称研习《汉志》颇历年所,《汉书艺文志四论》于1926年发表在《学术世界》第2卷第1期,早于《问答》,可看做后者的纲领。《汉书艺文志四论》第一条提出原史,称“《汉志》各略皆出于史”,明学术之源流。此处的“史”即指史官。以《六艺略》为例,“《易象》、《春秋》掌于太史,史为书,《风诗》采于?轩,《鲁颂》作于史克,《祈招》闻于倚相,伯夷典《礼》,苌弘明《乐》,史佚教子以《尔雅》”。叶长青以为史官先掌文字,后司记载,继而司征藏,是后世学术皆源于史官。《问答》云:“夫七略并列,而非并重,所以具源流本末,纵而非横也。”《问答》自序云:“七略先后之条理,从源以及流也,求其先后之故,而向、歆一家之言以立。”因此六略虽然皆出于史官,但本身又有源与流之分,从六略的先后顺序可以得知,当以《六艺略》为源,其余诸略为流。
《问答》对六略排列顺序的探讨及《诗赋略》的命名缘由,皆出于这一观点。《问答》云:“班氏何为次《诸子》于《六艺》之后?答:《庄子》曰: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盖九流之学,微言存焉。班氏次《诸子》于《六艺》,其以此欤?”又如《诗赋略》命名先诗后赋,《问答》云:“赋者,古诗之流,以源流言,故先诗后赋,而诗赋名略也。”
其实六艺本出于三代王官之学,传的是三代的精神。章学诚《校雠通义》云:“六经之文,皆周公之旧典,以其出于官守,而皆为宪章。”汉世复立五经于官学,也有意于此。《七略》首《六艺》而后《诸子》,《汉志》沿袭,后世演为四部,源流已然明晰。《汉志》云:“战国从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乱。”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谓:“此排摈百家之言也。”又云:“故六艺不言真伪,而诸子往往言依托,非古矣。”顾实以为《汉书》是汉朝官书,自然只是“汉氏一政府之说”,有意贬刘、班而抬升诸子,不免有追随时流的倾向。
二、学术有正变
叶长青治学往往有所创立,早年《国学专刊》发表《宣言》云:“疋音不作,国闻陵夷”,称学者有开来、继往、救亡三大责,即与新学格格不入。又《问答》云:“诸子之分,由于道术之裂,往而不返,亦足悲矣。”这一观点在当时诸子学兴起的学术背景下尤为难得。他对诗赋的看法尤可见其对上古精神的追求。诗赋源于《诗》,但班固别立一略,叶长青引班固《两都赋序》曰:“夫道有夷隆,学有粗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则。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稽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民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又云:“诗赋者,所以表国华而观风俗,犹《六艺》之有《三百篇》也。”
叶长青虽好古,也知“学术有正变,时代有先后”,不能以今人的标准苛责古人。班固谓诸子为六经之支与流裔,承刘向、刘歆之说。《问答》云:“问:《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显学》、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及《淮南·要略》,泛论诸家,要为允当。《七略》首《六艺》而后诸家,此重儒之过,而后世学术不公不明之所由,宜重为厘定者也。答:庄、荀诸家,当汉武尚未崇儒之前,故得平论诸家,魿然有当。向、歆值崇儒之后,身为宗室,又为儒者,不崇儒是反功令而自小其道也。故《七略》之先《六艺》而后诸家,固为后世学术不公不明之由,在今日议之则可,在当日议之则不可,所谓立言各有攸当也。”“立言各有攸当”语出章学诚《文史通义》,谓天下之言各有得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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