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中国两千年西汉民生辩论.docVIP

困扰中国两千年西汉民生辩论民生简单地说，就是“人民的生活”。对一个国家来说，民生往往又并非仅仅是人民的生活这么简单。因为民生要受到国家发展阶段、国际环境、战争消耗、经济体制，甚至领导人个人喜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政府的职能就是解决民生问题，而政府又该采用何种方式和途径来予以解决呢？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对国家民生等相关问题，曾经有过一次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年的大辩论，倒是可以作为我们今天认识民生的一个切入点。 汉武帝已死，“国有化”派官员失去了坚强后盾 汉武帝当政时期（公元前141年至公元前87年），国家严格实行盐、铁这两种战略物资的专卖政策，不允许民间贸易，否则治以重罪，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波“国进民退”的高潮。而主导这一铁血政策的人便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财政专家桑弘羊。 汉武帝死后，其子汉昭帝继位，桑弘羊依然掌管中央财政，并继续担任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是中央最高监察官员，同时也是“副丞相”，即仅次于丞相的中央第二号大官。汉武帝时期，中央政府全面进入生产经营领域，有其必要性，因为当时对匈奴的战争的确需要有强大的国家财政作为支撑。而桑弘羊也尽职尽责地为国家的财政和战时后勤分忧效力，深受汉武帝推崇和信赖。 但是，时代在变化，一朝天子一朝臣，汉武帝时期的全盘国有化政策，到了汉昭帝时期，就显得过时了。此时，不仅外在的国防压力远不及汉武帝时代，而且民心思变，整个国家已经厌倦了汉武帝的高压政策，尤其是商人们，更加渴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宽松的民营经济环境。可是，管理汉帝国财政四十多年的桑弘羊，在汉昭帝即位后，却依然实行汉武帝时期的“国有化”方针。汉武帝已死，“国有化”派官员失去了坚强后盾，斗争也就一触即发了。 国民经济以民营为主，还是以国营为主 果不其然，公元前81年，也就是汉昭帝做皇帝的第六年，中央政府召集各地“贤良”、“文学”共五十人左右，来到首都长安，与桑弘羊展开有关政府职能等问题的大辩论。所谓贤良，就是著名的道德楷模，而文学就是儒家知识分子，可以把这两种人统称为民意代表。这次大辩论，由当时的丞相田千秋主持，辩论的一方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助理官员，而另一方则是全国各大民意代表。可见，这场大辩论的规格之高、规模之大。 公元前81年的春天，在首都长安城，辩论拉开帷幕。第一个辩题就是政府该不该过多从事经营性的行业。 桑弘羊当然旗帜鲜明地认为政府搞生产经营，富国强兵，同时又可以遏制大商人的暴利行为，降低物价，增加普通百姓的幸福感，有百利而无一害。其实，桑弘羊的经济思想带有很强的社会主义国有化的性质，是一种国家重商主义的思想。 汉武帝之前，中国有过一段相当长时期的重商主义思潮。尤其是司马迁，他认为春秋战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史，告诉了后人一个深刻的道理，即最好的政府对民间生产和商业是放任的，最差的政府才“与民争利”。这种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一千多年之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也是一以贯之的。同样是一种重商主义，司马迁和亚当·斯密强调的是民间的商业，而桑弘羊强调的是政府直接从事生产贸易。 首先一上来，桑弘羊以盐、铁这两种最具代表性的物资由国有化经营为例，向众民意代表发问：汉武帝时期的国有化，使得匈奴遭受毁灭性打击。如果现在废除国家对盐、铁等物资的专卖，那么国防经费从何而来？ 民意代表却从根本上否定了国防战争的必要性，认为战争不是解决国防问题的最有效手段。既然政府敛财的重要目的是用于经费开支，现在少发动战争，通过国家软实力等手段来震慑敌人，同样可以实现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那么国家就没有必要疯狂敛财了。 可见，桑弘羊与民意代表根本就不是一个逻辑。 本来，政府如果喜欢直接搞生产、做生意，对民间贸易肯定会形成挤压，因为蛋糕就那么大。不仅客观结果是如此，而且桑弘羊接着还高调宣称，政府对民间贸易的强行接管，完全是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最大化的行为。 这一点激起了众多民意代表的极大愤慨，他们都认为政府根本就不应该垄断原先属于民间的生产贸易行业，这样只会使得民间财富极大缩水，造成人们的幸福感极度下降。 其实，在政府该不该从事生产贸易上，桑弘羊与民意代表都有些偏执。政府完全不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一味地搞全盘国有化，这肯定有违政府本该有的职能。而政府完全放任民间工商业，通过现代各国的经验证明，这也不是一条阳关大道。 民生为重，还是军事为重 接着， 御史大夫桑弘羊与民意代表辩论国家的首要任务到底是国内民生建设，还是对外打击敌对势力。其实这本来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道理很简单，国内民生建设要有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而民生问题解决了，国家的力量就会强大，军事战斗能力就会跟着提高，两者本可相互促进。 但是，汉昭帝时期，人们对于汉武帝穷兵黩武、大规模对匈奴的战争，早已深恶痛绝，民间百姓大量死伤和破产的景象，还历历在目。战争的确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