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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史视阈下中国近代城乡关系探究述评摘　要：作为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领域，城乡关系研究随着城市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取得了长足进展。本文首先阐释了城乡关系的概念认知，随后梳理了上海、重庆、京津等不同地域城乡关系的研究现状和区域特征，并对城乡关系研究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及领域范围进行了必要的思考。 关键词：近代；城市史；城乡关系；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１５０２（２０12）０5－０124－０5 一、一体化机体：城乡关系研究的概念认知 城乡关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大分工的产物，自城市产生后，城乡关系便随之而产生。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分工引起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了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运动。”[1] 同时，作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两大地域空间，城市和乡村也是通过一定范围人的社会关系积聚而形成的地域社会，[2]从这个角度上，城乡关系也体现为城市和乡村这两大人类生存空间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依存关系，[3]城市因素与乡村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形成城乡结合体，成为社会有机连续体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因此，广义上的城乡关系主要是指广泛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普遍联系与互动关系，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政治关系、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等诸多因素在城市和乡村的集中反映，包括城乡间的政治、经济、人口、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相互关系，其本质是城市和乡村两个地理单元之间、两种不同居住形态之间实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和流通问题。从这个概念出发，城市史研究中对城乡关系的认知通常通过两个渠道: 一是将城乡各自看作是区域中的一个点，研究城乡个体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一般从人口的规模和密度、居住形态和社会异质性的角度将二者分类论述；一是将城乡看作一个线或面，研究某区域内的城乡群体各要素的组成、变化与发展，认为从农村向城市是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各种社区形态都可以被确认为这一轴线上的某个位置。[4] 国外学者已经注意到城乡关系对城市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城市史这个概念是建立在如下观点之上的：城市有其独特之处。如果城市与社会的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再把城市史当作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进行讨论就没有意义。……任何综合性的城市史都应该包括对城乡关系的考察。” [5]因此研究城市史的学者十分关注城乡关系，重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的联系和互动。美国芝加哥学派认为，城市的发展是与周围的环境相联系的，周围环境的诸多因素决定着城市的发展前景与特征；美国后现代主义的新城市史学派则把乡村和城市作为一个有机过程的两端，论述城乡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中国大陆的城市史研究从个案起步，逐渐扩展到群体城市、区域城市、不同类型城市以及制度、体制等各个层面，其中对城乡关系也多有涉及。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明清社会与经济研究的细化与深化，掀起了新一轮城乡研究的高潮。 二、多元化特色：城乡关系研究的区域解读 近代城市史研究兴起后，学者们认识到对城乡关系的研究应当是且必然成为城市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和拓展方向。早在1991年出版的《近代重庆城市史》一书中，隗瀛涛先生就提出了要重视城乡关系的研究：“在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中，不能仅局限于探讨城市本身的发展，而必须从城乡关系的更广阔的背景来探讨城市的发展。”[6]而在近代城市史研究起步的四大个案城市研究著作中，著者各自从不同角度部分论述了近代不同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在随后的近代城市史研究进程中，城乡关系作为不可或缺的部分被反复提及。学者们立足于不同区域，着眼于不同领域，有侧重地开展对城乡关系的研究和探讨，形成了各具代表性的多元化地域性成果。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张仲礼等主编的《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的现代化》等著作中分析了早期开放口岸城市对中国近代城乡关系的影响，展示了近代通商以后东南五口岸所表现出的“矛盾的统一体”的城乡关系：一方面，乡村既支持了城市的近代化，自身也获得了发展的利益，而另一方面乡村又不得不受制于城市，为城市的现代化付出代价和牺牲。[7] 戴鞍钢的著作《港口·城市·腹地》和围绕上海及其周围乡村的系列论文集中阐释了近代上海开埠后，都市发展对区域腹地以及乡村在经济、文化、职业选择乃至家庭生活等各方面所产生的辐射和影响。[8]张忠民对乡村中的非农产业进行了考察，指出沿江城市周边乡村非农产业的分布以及发展态势，大致上与沿江城市本身的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水平相关。[9] 另外，罗苏文考察了近代上海周边市镇的升降存废，指出都市与郊区市镇在人文景观、居民生活方式方面呈现的强烈反差，显示了近代上海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