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章 罪犯自杀风险评估体系初探.docVIP

罪犯自杀风险评估体系初探 南汇监狱：王毅 陈雪娜 摘 要：罪犯是自杀高危人群，预防罪犯自杀是监狱确保监管安全的前提。对罪犯自杀进行风险评估是预防自杀发生的有效途径。本研究对78名自杀罪犯进行实证分析，将罪犯自杀风险因素分为稳定性因素、情境性因素和现实性因素，并对各因素进行赋值，试图建立一套可量化的、可操作的罪犯自杀风险评估体系。 关键词：罪犯 自杀 风险 评估 一、引言 自杀已经成为危害生命的重大问题。调查显示，我国是高自杀率国家，2000年自杀率为22.23/10万，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约200万人自杀未遂。自杀已成为我国人群第5大死因，是我国15岁到34岁青壮年人群的首要死因。可见，自杀已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灾难。而对于长期禁锢在封闭的环境中，长期与亲人朋友分离，长期承受服刑压力的罪犯来说，自杀率无疑比社会上正常人群高很多。研究表明，犯人属于自杀高危人群，监狱中犯人的自杀死亡率是社区中正常死亡率的2倍。 鉴于自杀现象的普遍性与危害性，研究者也已把自杀纳入重要的研究课题。临床上关于自杀的研究相对成熟，包括自杀因素研究和自杀评估方法研究。Matt和Jennifer把自杀危险因素分为首要危险因素、次级危险因素和情景性危险因素等三个层次；McKay将自杀危险因素概括为人口统计学因素，生物学因素和心理因素三大类。自杀评估方法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有针对群体的自杀危险性筛查方法，如Peter的危险因素――保护因素核查法，Derrick的七方面甄选法；有针对个体的自杀危险性评估方法，如Matt的四阶段过程评估法，Jobes的自杀状况表格评估法。 以上研究都是针对社会普通群体，关于罪犯这个特殊群体的自杀相关研究就相对较少。英国有研究发现，罪犯背景，目前的刑罚，家庭支持系统，应付监禁方式等方面与自杀行为之间存在高相关。台湾学者张春妹提出影响罪犯自杀行为的长期危险因素与短期危险因素，并提出高危人群与高危个体的逐级预防等概念。高珊珊等人认为罪犯自杀原因为身体疾病困扰、心理危机及外部因素影响，并总结自杀高危人群的一般特征，共14项：文化程度低、入监时间短、青壮年、长刑期、故意杀人的罪犯、被害人是罪犯的亲属、有自杀未遂史、家族自杀史、疾病、家庭变故、同性恋者、精神病史、吸毒史、酗酒史。 本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现实意义。从目前文献资料看，关于罪犯自杀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引起自杀行为的原因，而关于罪犯自杀风险评估体系方面的研究相对空白，本研究就试着从现有的罪犯自杀案例中去寻找罪犯自杀的规律，从而依据规律去探索罪犯自杀风险的评估体系。此外，司法部明确规定监管单位要确保“四个不发生”，其中包括确保不发生罪犯非正常死亡，而罪犯自杀又是典型而常见的非正常死亡方式，所以，确保罪犯不发生自杀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加之，随着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人们的法制观念和维权意识的不断加强，监狱因罪犯死亡而引发的与罪犯家属之间的纠纷事件不断上升，给民警给监狱带来很多困扰。因此，若能及时准确地排摸、评估出具有自杀风险的罪犯，有效地预防自杀现象的发生，将对确保监狱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起到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鉴此，预防罪犯自杀是是每个监管单位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根据现代自杀学之父Edwin Shneidman的理念：“在当今社会中，自杀干预中存在的最主要的瓶颈，不是如何补救，而是如何进行诊断和评估”，事先对罪犯进行自杀风险的评估与诊断是预防自杀的关键与重点。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就是建立一套可量化的、可操作的罪犯自杀风险评估体系，用于评估罪犯自杀风险，为确保监管安全筑起一道评估防线。 研究方法 理论原理 根据心理学P＋E＝B理论，即个体任何的行为都是由人格和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人格使个体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与稳定性，而环境的复杂性又使得个体的行为变化多端。同样，罪犯自杀行为的产生可以借用该原理，我们认为，不同的年龄、刑期、生长环境、犯罪类型、人格特征等这些稳定性因素使得罪犯有不同的自杀倾向性；而发生在罪犯身上的各种负性事件是情景性因素，催化自杀意念的形成，成为罪犯自杀的直接或间接原因，甚至成为自杀的导火索；若个体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自杀倾向，又加上情景的诱导与刺激，导致个体的行为与情绪发生显著的变化，慢慢形成自杀意念，直至最后做出自杀行为，成为现实性因素。 因此，本研究借鉴上述理论的思路，大胆提出影响罪犯自杀的三大类风险因素，即稳定性因素、情景性因素和现实性因素。稳定性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因素，犯罪类型，刑期等。情景性因素包括分别为刑罚因素、改造因素、家庭因素和身心因素。其中，刑罚因素包括不认罪服法、余罪被发现、狱内重新犯罪、刑期过长、出狱无方向、与被害人关系、减刑假释保外不满意等7项子因素；改造因素包括重大违纪被处理、监组岗位调动、受他犯威胁、受他犯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