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和秦惠王：改革者汗水和鲜血.docVIP

商鞅与秦惠王：改革者的汗水与鲜血 李政 中国的政治传统，就是建立在权力均衡机制上的潜规则，并根据这种规则，为政治生活服务，权力潜规则是一个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东西，稍有不慎，就会犯了忌讳。一旦犯忌，其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轻则官位不保，重则性命堪忧。 中国专制体制下的帝王，是世界上危险感最大的人。坐在权力巅峰上的帝王大多难以摆脱郁结在内心深处的恐惧感，因为他拥有太多、太广，所以他的担忧也最沉、最重，这就像叫化子无论躺倒在哪里都能鼾睡，而腰缠万贯的富翁则一定要雇佣保镖才能入眠的道理一样。 帝王怀有太多的猜疑感，怕受人欺骗，怕被人架空，怕遭人暗害，怕别人取代，怕让人推翻，怕被人诽谤，怕被人轻视等等。为了驱逐这种“怕”的主观心理状态，他们费尽心机为自己构起最严密的安全机制：高大厚实的宫墙，绕护三匝的警卫，严禁官员携带兵器进宫，级别再高的官员若要上殿接近“陛下”之身，都得由武士夹持，两把戟剑呈交叉状搁在其脖子前…… 帝王怀有的猜疑感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偏偏有那么一些臣子看不到这点，或有意或无意地来拨动帝王的这一敏感神经心弦，其结果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改革性的领导人，然而，他们最后的结局无一不是悲惨的。这也说明中国人受“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传统观念影响的深厚，传统守旧势力的强大。可是也正是由此，要成为一位改革性的领导人，非得拿出非凡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才行。 在古代社会里，改革者似乎总没有好下场。 何以会如此呢？有些人把古代中国难行改革的原因归结为老百姓不愿改革，其实，这很不公平。 古代中国的改革，往往是由当权者首先推行的，同样，也是由当权者首先阻止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不管老百姓是否愿意，是否给老百姓带来了好处，老百姓都要被动执行。 当然，好的改革措施会受到百姓的欢迎，坏的改革措施会受到百姓的抵制，但无论如何，百姓的好恶很难影响到统治集团的态度。改革的失败，往往来自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之争。 战国时期商鞅变法的失败就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 商鞅本来的名字叫公孙鞅，是卫国贵族的后代。他青年时代就喜欢管仲、李悝的刑名之法，认为只有靠严格的法令和严明的纪律才能使一个国家井然有序、充满朝气。但是，他的这种价值取向和卫国当权者的思想格格不入。因此，他只能郁闷而孤独地继续发奋学习，以期将来能有用武之地。后来，他听说秦国国君秦孝公励精图治，想要向东扩张、恢复秦穆公的霸业，而且秦孝公正下令在全秦国境内求贤，这一消息触动了他心中那一展宏图的神经，于是，跃跃欲试，想到秦国去大展鸿图。 到秦国之后，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的引荐，商鞅与秦孝公谈论了治国之道。在陈说了成霸业之道与强国之术后，秦孝公对商鞅已是非常的赏识了，他立即决定任用商鞅治理秦国。 在商鞅与孝公讨论政事时，秦孝公虽然被商鞅提出的霸业之道所吸引，但心中不无疑虑，因为通过和商鞅的交谈，孝公知道要在当时的环境下成就霸业，必须先要移风易俗、变革法纪。而秦国虽然是一个西部大国，民风却极为淳朴，国内的许多制度、习俗都是沿袭建国之时的部落遗风，所以秦国虽然因此拥有勇武之气，却同时因为这种旧俗而使贵族与领兵大将权力过大，帝王在国家大政方面的意愿往往不能顺利实现。商鞅的霸业之道如果要推行，也一定要经过这些贵族与大将们的同意，可是商鞅准备实行的政策又多处与他们的利益相冲突，所以秦孝公很担心变法革新能否成功。 为了探听大臣们对变法的反应，孝公就让商鞅与其他大臣在上朝的时候各抒己见，展开辩论。 果然在论战中，秦孝公所担心的那些事情都被大臣们陈说出来了,而商鞅在场论战中也毫不逊色,凭着敏捷的思维和缜密的考虑,一一驳斥了保守派大臣的论点。 商鞅说：“要变革旧有的法令制度，肯定会有人怀疑我的动机和变法的效果，这不足为奇。凡是有高出常人的行为的人，必然会被世人非议；有强烈的主见和高明的远见的人，怎么会马上得到他人信任呢？愚钝平庸的人，对已经明朗的状况都不能察觉；才智过人者，则能够在事情还未曾萌芽时就推测到它的结果、一般的臣民，因为心智过于平常，不可以和他们谋划创业之事，不过可以和他们同享辉煌的成就。谈论至德的人往往与世俗难以相容共处，成就大功业者不会和众人商议计谋。所以能够使国家强大的圣人，是不会拘泥于固有的成法的；能够为国民造福的圣人，是不会因循旧礼的。” 商鞅这一番长篇大论，让秦孝公非常激动，马上回应说：“说得好！太好了！” 大臣甘龙见孝公明确支持商鞅，十分着急，上前进谏说：“商鞅说的不对。那些圣人，不会改变那些民众的本质就可以对他们进行教化；那些具有大智慧的人，不必改变原有的法纪，就可以使天下大治。现在我们这些执政者，想要教化民众，一定就要针对民众的特点，不必过分费自己的心智，也不必过分使民众劳累，就可以达到教化的目的；循规蹈矩、依照已有的法律纲纪去治理国家，才能让官吏迅速熟悉自己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