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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菁：城市规划的经济学思考【摘要】政府是市场的参与者而非裁判员。其功能不是纠正“市场失灵”，而是一个有自利动机的，以经营空间为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同所有市场的参与者一样，政府的行为准则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从这一新的视角出发，可以对政府竞争、公众参与等长期困惑城市规划理论的问题，重新思考并得出全新的结论。城市规划专业的职业坐标，也因此需要进行重大调整。 　　【关键词】城市规划?经济学?公共产品 　　一、导言 　　长期以来，城市规划一直因无法正确理解其委托人及其行为而备受困扰。规划师就像是一个受业主委托的设计师——他努力发现消费者需求，却经常忽视了委托业主的需求。他不知道业主的动机，或刻意模糊和业主之间的委托关系，认为业主有义务按照他的设计生产。当规划师们更进一步，打算成为委托人与公众之间独立的利益协调和仲裁者，甚至自视为大众利益的代表，帮助消费者来监督(向权利讲授真理)、制约其委托人(公众决策)的时候，城市规划职业实际上也就岌岌可危了。 　　规划师并非真正的自由职业者。对于规划师来讲，它的主要委托人就是政府。西方主流的规划理论隐含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城市规划的最终委托人是大众。正是这个假设，在引导城市规划从一个实践的学科，蜕变成为纯学术的理论游戏。过不了多久，这个游戏很可能也无法玩下去了—越来越多的西方大学开始取消这门没有社会订货的专业。道理很简单，因为规划师即设计不出满足所有公众偏好的产品(因为根本没有)，也找不到对这种产品的真正需求。这同一个坚持认为自己是为消费者工作而不是为企业家工作的工程师一样，不论他对公众利益知道的多么多，他都无法把批评企业家从消费者身上谋利，作为其职业存在的前提。 　　在中国，城市规划依然是工程和美学为主，与其委托人为敌的学术病毒还没有广泛流传，因此，仍然是一门各大学争相开设的热门学科。但是，尽管中国的规划师们对为政府服务还没有抱有西方规划师们那么大的怀疑，但这并不足以解决西方城市规划在70年代遇到的另一个理论困境。这个困境是从建筑学传统和计划经济的实践延伸过来的。其最大的缺陷是假设城市像一栋建筑一样，只有一个单一所有者——城市政府。因此，我们无需考虑“交易成本”，而只要考虑技术上的“合理性”。但在真实世界里，城市的所有权分散在无数的利益主体手中。政府并不能任意地按照技术的合理性组织城市的功能，安排城市的设施。“交易成本”的存在，阻碍了“最优”规划结果的实现。 　　利益不同的多人世界，是城市规划职业和建筑设计、工程设计最主要的职业分水岭。把一个城市视作一栋建筑，是建筑学延伸过来的规划专业一个关键隐喻。但对于一座城市，除了最初的一段时间，城市是被无数的业主所共同拥有。组织“集体的行动”以实现“公众利益”是城市规划师之于建筑师的最大不同。换言之，城市规划必须发展出在有交易成本的世界里，引导城市趋向“技术最优”的新的职业技能。显然，城市规划的传统，无法提供给我们“制度设计”所需的专业分析工具。要做到这一点，城市规划就必须借助经济学理论的最新进展，并将城市规划延伸到比传统学科范畴更远的领域。 　　应用经济学理论，对城市问题进行研究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做法。但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简单地用城市规划的实践，验证经济学的命题，或应用经济学工具解释城市现象。很少有研究致力于改造经济学的理论，使之适应城市规划现实的需要。因此，城市规划几乎完全是经济学被动的消费者，而对经济学理论本身鲜有贡献。这也使得主流经济学中几乎看不到城市规划的影响。城市规划不应简单照搬现成的经济学公式，而是要解释为何标准的经济学无法解释城市现象，然后，将改造过的经济学模型，重新应用于城市规划。 　　正确解释政府的市场角色，是规划师正确理解自己职业性质的基础。经济学的最新进展表明，将政府视作一个“自利”的经营主体——而不是非营利的，仅仅为解决“市场失灵”而存在的公益性组织——可以更好地解释政府的真实动机和行为将城市假设为多重产权而不是单一产权空间组织，则可以从而将工程技术型的城市规划专业，转向利益协调性的城市规划。 　　本文前半部分，将提出一个新的命题——“政府是一个经营空间的企业”。把政府视做一个自利的组织，而不是利他的组织，是分析政府行为的关键假设。以前大部分规划理论的研究，都将政府视作处理“市场失灵”的组织。本文的观点是，没有什么“市场失灵”。政府不是市场旁观者(裁判)，更不是市场的对立物，而是市场的参与者。 　　对于企业来讲，制度环境决定了其可能的商业模式。而商业模式又决定了企业的行为。规划师只有理解政府的商业模式(甚至帮助政府设计新的商业模式)，才能使自己的专业技巧成为这一模式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一新的框架里，城市规划中的“制度设计”将会变得同“工程设计”、“美学设计”一样重要。规划理论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