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南通地方自治模式：兼论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的调适.docVIP

在近代中国精英群体中，张謇是一个多面多义的人物。我们很难将张謇归入某一单纯的“家”之列。说他是政治家、实业家、教育家乃至水利专家、博物学家等，似乎均可，但细加斟察，又似乎均非恰如其分。张謇的挚友和亲密合作者刘厚生即认为张謇既不是一个政治家，又不是一个文学家，也不是一个实业家[①]。张謇是诸多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业绩恢宏的历史人物。世之论者，鉴于张謇事业成就的独特、恢宏和实践性特征，有的称他为改革家、事业家，有的称他为政治实行家、社会活动家，还有的称他为社区综合试验家。而张謇本人最乐意的头衔是不加任何衔名，只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上“南通”二字[②]。综观他的一生，22岁以前他没有离开过故乡南通，43岁以后的主要活动亦以通海地区为中心。他毕生所倾注的最大精力和所取得的最大成就，莫过于南通的地方自治事业。他执意使自己融于南通，使张謇成为“南通张謇”。他晚年的各种公私函札中，最常称道的亦莫过于“经营村落”一事。可以说，南通的地方自治事业是张謇中年以后的最高理想，也是他后半生著力最勤和成就最大的事业。以往学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少，本文试图侧重从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来探讨张謇的南通自治模式。 一?、绅治：张謇的地方自治理念 任何国家早期现代化的启动，都有赖于一个强有力的动力群体。大体而言，英、美、法等“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多由资产阶级主导，而一些“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则有的由政府官员主导，如日本，也有的由现代军人主导，如20世纪60、70年代南美一些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传统社会精英的士绅阶层一度充当了重要角色。张謇与南通的区域现代化即为一个典型的个案和范例。 作为一个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封建专制国家，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无疑是非常艰难的。这种艰难，势必制约着中国现代化不可能由封建王朝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启动。它只可能由最先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少数地方社会精英在少数地区最先发动。具有新思想的领袖人物的出现，是区域现代化启动的一个重要条件。19世纪末，中年张謇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使他具备了成为早期现代化领袖人物的资格，其独具特色的地方自治思想无疑奠定了南通区域现代化的思想基础。 知识分子天然是观念人物而非行动人物。论者有谓中国早期现代化在知识分子主导下，观念的鼓荡多而实质性的成果少，比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多一层跌宕起伏的戏剧色彩。在近百年后的今天，当人们回首早期现代化的历程时，留存在人们记忆中的大多是一些激昂慷慨的思想言说，而很少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果。张謇的与众不同之处，则在于他的不务虚言，勇于实践的独立特行的个性。张謇不是一个文学家、思想家，而是一个事业家、实行家。张謇文集中没有多少可吟可诵的美文奇句。一部《张季子九录》留给人们的不是文彩，不是空言，而是张謇一生事业的平实记录[③]。张謇的伟大，在于他脚踏实地地将自己的信念逐步变成现实的事业。与同时期的一些先进思想人物相比，张謇的思想元素中并无多少原创性和前卫性的成份。他主张：“行百里而阻于五十，何如日行二三十里者之不至于阻而犹可达也。”[④]故他的思想一向表现得很温和，有时甚至有些迟缓。他不尚空言。他的很多观念的形成，是通过自己亲身实践后，逐渐总结提炼出来的。他的“村落主义”和“地方自治”主张的提出，即经过了一个实践和总结的过程。 张謇在前半生的人生舞台上，主要扮演的是一个苦修举业和侧身幕府的传统士人角色。甲午战争以前，张謇只是一个具有爱国心和某些开明倾向的封建士大夫。尽管此前“西潮”早已不断冲击中国，而早年张謇的思想感触并不敏锐，甚至显得有些滞后。追溯张謇“地方自治”观念的形成历程，不难发现其思想资源中富有传统儒家文化的精神养料。早在甲午前的十年间，作为乡绅的张謇所进行的各种“经营乡里”的活动，诸如办理通海花布减捐，提倡改良和发展蚕桑事业，提议平粜放赈和建立社仓，恢复溥善堂等慈善机构等，已经萌现了后来他所倡导的“地方自治”三大部类即实业、教育、慈善的端绪[⑤]。应该说，早年张謇“经营乡里”的活动，与他当年作乡绅时的身份基本上是相契合的。 张謇以状元之尊下海办厂，本是张之洞创议和促成的。对于奉命办厂，张謇最初还经过了相当激烈的思想斗争。有意思的是，张謇毅然决定办厂的一个重要动因，竟是要为“病在空言”而为世所轻的书生争一口气。他说：“余自审寒士，初未敢应。既念书生为世轻久矣，病在空言，在负气，故世轻书生，书生亦轻世。今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先养成能办适当教育之人才，而秉政者既暗蔽不足与谋，拥资者又乖隔不能与合。然固不能与政府隔，不能不与拥资者谋，纳约自牖，责在我辈，屈己下人之谓何？踟躇累日，应焉。”[⑥]在这里，张謇充分表现出一个传统士人在投身商海前的自我困扰和自我调适的心态。除了立誓要为书生争口气外，张謇投身实业的另一个动因，是为了兴办教育，筹措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