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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传统戏曲文化创意 消费社会、图像时代、读图时代、网络社会，理论家对当代社会的这些概括多少都强调了媒体与娱乐市场的新变：与报纸、杂志、广播电台、无线电视、电影、有线电视等传统媒体比较，当今数字新科技与新媒体的出现及娱乐产业的全球化、多元化发展使得娱乐方式、渠道得到革命性的刷新。它们都鼓足劲头、粉墨登场以图抓住人们的眼球，面对激烈竞争的众多注意力诱惑，如何使被分散化的受众对传统的表演艺术青眼有加？如何直面严峻的生存危机考验，既妥善保存同时又积极延续传统戏曲？台湾业界走出了一条产业化的道路，他们文化创意的诸多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一、扎根传统基础上的现代化创新 戏曲产业化的重要途径是现代化，而现代化既是戏曲本身的内在要求，更是产业化的要求。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是文学、音乐、舞蹈、表演、舞台美术等领域的混合体。台湾戏曲种类繁多，包括京剧、豫剧、北管、南管、歌仔戏、布袋戏、皮影戏、傀儡戏等，它们作为曾经的大众流行文化参与了台湾文化传统的建构。世易时移，要想使信息爆炸中的人们对它产生兴趣，无论是文化传统还是赖以构成的戏曲艺术都必须现代化，因应时代的脉搏。换言之，必须使传统戏曲活化，而活化的关键在于创新。这里首先必须要处理好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这个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有学者犀利地指出：“创新本该是对艺术一个极高的标准，现在它却成了一批蹩脚的末流艺术的托辞。创新原本应该是经历了大量的学习与模仿之后，对传统艰难的超越，它是在无数一般的、普通的艺术家大量模仿和重复之作基础上偶尔出现的惊鸿一瞥，现在它却成了无知小儿式的涂鸦。没有人教导我们如何模仿和重复大师的经典，只有人徒劳的教导我们如何去创新然而创新是无法教会的，所以这只能是一种徒劳的艺术教育。”[1](P331)不应误会的是，这里不是否定创新，而是尤为强调创新的前提是真正地了解传统的精华，领会传统戏曲的内在意蕴与艺术真谛，从传统的“源头”来生发出“活水”；否则，要么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要么是随意肢解传统。 台湾政府非常重视推动文化创意产业，“行政院”2002年就颁布了“挑战2008：国家发展重点计划”，其中提出了包括表演艺术在内的若干未来应优先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并制定了相关政策来落实“产业文化化，文化产业化”的目标。在这样的政策大背景下，十多年来，前身为三军剧队的“国立国光剧团”正是秉持以传统为根基、启发创意为宗旨的理念，不断创新，因此在京剧、豫剧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体现了台湾戏曲艺术的繁荣景象与宽阔前景。根据“国立国光剧团”艺术总监王安祈的介绍，创新具有以下两个层面：一是内容、情节或精神内涵应力图贴近现代人的关切，二是形式应尽量合乎现代人的审美趣味，譬如，多元的叙事手段，明快的节奏、精炼的结构等。这当然不是要求连故事背景都要现代化，如果能以呈现多面的人性为依归的话，即便是以三妻四妾为社会背景的古代情节或君正臣贤的古老素材，也可能与当代社会相互激荡而产生共鸣，甚至还可能反映出现代人内心深处的幽微情思。因此，现代化创新并非一股脑儿抛开所有旧的题材，但凡能以灵活的叙事技法深层或多维地开掘人性就会是具有现代感的好戏以传统表演体系演出的能够引起现代人共鸣或反映现代人思想情感的戏。如此以来，传统美感与现代情思就在戏曲演员的唱念做打、扬袂转身之间流转，而延续戏曲传统与现代化创新也就水乳交融般一体化。王安祈的创新定位在实践中受到观众的高度认可，譬如，国光在北京长安戏院演出《阎罗梦》，演到三国亡魂反省思考自我历史定位时，楼上大学生座位区传来阵阵掌声,这是十分难得的现象。因为一般要在传统舞台上得彩，唱、水袖舞蹈、翻滚跌扑打等不可或缺，而这一段却是以诗韵念诵的“灵魂的灵魂深处”，导演采取“非戏曲”手段在灯光音乐配合下以“整体造型”方式营造出深邃悠远的意境。年轻的大学生观众无疑领悟到了这种手法所体现的深刻内涵，所以才会在既无唱腔也无身段时针对“戏”本身而鼓掌。国光的很多戏都是这样将现代情思与多元叙事有机结合，又如十年团庆创新之作《三个人儿两盏灯》从一开始就设定了大量采用电影镜头切换的呈现方式，注重视觉意象的层叠呈现，以长篇抒情的形式进行实验，在情感内涵和抒情方式两方面都突破了传统京剧的范畴。实际上，现代化也是时尚化，有学者指出：在戏曲走向现代化的变革中，我们应当丢弃传统中那种浓重的教化意味与演绎故事的陈旧方式，而采取更符合当代社会、更自然、更本色也更流行的方式去重现历史的悲欢离合，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是语言的更新。[2] 传统戏曲要想生生不息，就必须适当注入当代语言，尤其是为人民大众喜闻乐听的民间语言。传统戏曲只有充分吸取当代的民间语言，才会具有强烈的现代性与时尚感，曾经是民间艺术的戏曲经典也才会真正地回归民间，获得长久的生命力。总之，时尚化与现代化是戏曲产业化的重要经验。 二、开展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