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拍片中文化认同窘境和启发.docVIP

合拍片中文化认同窘境和启发 随着越来越多“新的国际分工”的出现，文化生产开始在世界各地重新布局，这种全球分工的趋势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更大的利润空间。电影文化工业中，以跨国资本主义为首的全球文化和世界各地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在持续不断的冲突变化中重组着。传统的国家通过“大叙事”建构起来的个人身份及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也在电影媒介文化中遇到了挑战。具有历史性的中国民族认同与国家文化所享有的优越性与独一性，在全球资本主义所产生的价值冲突中遭到了冲击。中国题材的合拍片是这种冲突表征的主要阵地之一。这类影片所传播的文化价值判断，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文化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对电影的抵抗性接受，加强了中国观众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个体的自我认同。 一、含义 关于“认同”（Identity，这个词另有同一，身份、某种本质或特性之意，文内将视所需而选择使用）的研究在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传播学研究等领域受到很大的关注，但正如亨廷顿所言“，Identity”这一概念“既不明确，又不能不用，它有多重意义，难以确定，无法用许多通常的尺度来衡量它”［1］（P17）。可见“，identity”的概念在国外像在国内一样的难以界定。综合不同的学者研究，我们可以将“认同”的含义分为如下几个层次： 首先，认同是在外界的互动的基础上建构的。霍尔（StuartHall）将认同的概念分为三个阶段：启蒙时期主体、社会学主体与后现代主体。［2］（P277－279）在启蒙时期主体的阶段中，将启蒙思想中人与生俱来的理性意识作为基础，认为人是一个“统一”的个体。对世界的阐释是以个体自我为中心的，“人成为存在者的中心和尺度，人成了决定存在者的主体”。［3］（P301）社会学主体则认为，人的自我意识是后天与世界的互动而产生的，认同是连接内在的个人与外在世界的桥梁。这与社会学家库利与米德的“有意义的他者”及“镜中之我”不谋而合。后现代主体，则涉及了一种非固定的，具有流动本质的认同观。主体在后现代多义、片段的社会结构互动之下，产生了一种具有内在矛盾的、分叉的认同观。后现代主体的认同更多的依赖社会环境与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影响到与之互动而产生的主体认同。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保罗吉尔特（PaulGiltoy）表示了相似的认识“：Identity”既不是某种客观条件的天然限定，也不是某种主观幻觉支配下的随意构设，它是一种被环境所激发的认识和被认识所促动而表达在一定环境中的互动行为。作为一个分析工具“，Identity”这一个概念是“一种在我们对世界的主体性的经验与这种微妙的主体性由以构成的文化历史设定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方式［4］（P301）”。 其次，认同是建立在差异的基础上的。索绪尔认为“差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意义的根本，没有它，意义就不存在。巴赫金认为，我们之所以需要“差异”是因为我们只能通过同“他者”的对话才能建立意义，他认为意义不属于任何单个说话者。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认为，差异的标示是文化的基础，因为事物与人的既定意义都在文化中产生，而在分类系统中，这些事物与人也被分派到不同的位置上。“认同是透过差异的标示而打造出来的，而差异的标示则通过再现的象征体系，以及各种社会的排除形式而产生”［5］（P49）。霍尔则指出，差异的建构，可以藉由将那些界定为“他者”或局外人排除在外，或边缘化或否定性的达成。他还叮嘱人们“差异”在许多不同学科中包含的差异与他性问题，已经愈来愈起到重要作用，另外，差异具有这自相矛盾的性质。既是消极的又是积极的。［6］（P241） 因此，认同是通过差异建构的，没有差异就无所谓“同一”“，同一”正好象征了差异。再次，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指出，民族国家的认同是通过实践建构的。根据安德森的研究，在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时代，报纸与书籍的普遍印行，使得身处各地的人们能够在同一时间内同步想象发生在遥远的事件，并借以产生对遥远的人们的同一性的建构，并藉此形成对国家文化的认同。安德森的研究是建立在传统纸媒的基础上，因为纸媒的传播范围的有限性，就形成了民族国家的边界。这样的认同是建立在社群、共同体或国家的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的。当今传播媒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纸媒的边界渐渐被新媒体的兴起超越，但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并未因此发生重大变化。爱德华霍尔也曾表示了类似的认识：文化的功能之一是，在人与外部世界之间设置一道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屏障。因此文化以多种形态决定我们该注意什么、不注意什么。［7］（P44） 这样的边界或曰屏障正好阻止了认同的形成。认同的“实践性”就在于文化的实践性，在作为区别差异的象征结构中，主体在文化的选择性过程中实现“自我”的建构。关于“文化认同”的内涵，霍尔曾认为，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思维范式，一种将“文化认同”定义为一种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