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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互联网管理方式 作为世界上网民最多、互联网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中国政府积极探索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有效管理互联网的途径和方法，已初步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互联网管理模式。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中国模式”代表着信息网络时代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管理领域的有益探索，其主要理念、一般经验和基本做法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对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互联网治理新秩序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因此，“中国模式”的实践价值和世界影响值得梳理和总结。 发展中国家互联网管理的压力与挑战 2010年全球上网人数超过20亿，发展中国家上网人数占总人数的21%，这一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71%。虽然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势头迅猛，但不可否认，作为后发国家，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信息科技发展水平、虚拟社会管理能力和国外政治压力等方面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管理面临诸多挑战。 （一）经济社会转型的压力。互联网作为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赋予每个网民平等的参与权、话语权和知情权，实现了现实社会中难以达到的“去科层化”。尤其是社会转型中的利益受损群体，更倾向于通过网络平台表达利益诉求和抒发情感。因此，现实社会矛盾和问题往往会在虚拟空间以较为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反过来固化了社会的“极化”和不宽容，为转型期的社会稳定运行“增荷”。 （二）信息技术落后的压力。在网络信息技术上，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竞争劣势。从硬件看，目前支撑互联网运转的根服务器全球共有13台，其中1台是设在美国的主根服务器，另外12台根服务器也有9台设在美国。同时，全球约3000个世界性的大型数据库中，70%设在美国，美国的电子商务额占全球总额的75%，商业网站占全球总数的90%。在互联网上，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新闻组织收集情报和信息的能力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新闻组织。发达国家的互联网企业在商业合作、海外技术援助等名义下，介入发展中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公司凭借技术优势在竞争中挤压发展中国家本土信息技术企业的生存空间，阻碍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技术自主研发进程，造成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附，处处受制于人，诸多关系国计民生领域的信息安全难以保障，经济社会运行将面临极大风险。 （三）社会管理缺陷的压力。作为后发国家，发展中国家不仅在信息技术水平上与西方国家有较大差距，在社会管理上也存在很大改进空间。尤其是如何加强和创新虚拟社会管理，是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的难题。目前来看，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尚未认识到虚拟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对互联网的管理不重视，工作不到位，监管出现漏洞，或是任由极端言论和虚假消息在网络上蔓延，或是不注重听取网络民意导致执政被动，或是网络空间被敌对势力利用引发政局动荡；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一味采用强制手段压制反对意见，对网络意见领袖进行镇压，遭致国际舆论的谴责，政府的合法性受到削弱。总之，在虚拟社会管理上，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法制化、长期性、稳定性的运作，依然以压力型、应急型、随意性的操作为主，一旦发生经由互联网煽动和引发的群体性政治事件，往往会危及政权稳定，难以扭转被动局面。 （四）国外政治输出的压力。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发达国家试图通过网络外交战略构建虚拟世界国际新秩序，实现霸权主义在虚拟世界的扩张，通过对互联网传播系统的控制为其霸权提供合法性理由。西方发达国家利用高科技信息手段，开展信息心理战，推行“网络自由”战略，输出西方民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微型博客、搜索引擎、电脑游戏等多种新兴网络传播介质已经被开发主导和有效掌控，并在其中巧妙加入西方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文化符号，其渗透性和影响力非常强大。通过发达国家信息技术公司提供帮助，一些发展中民主反对派的网站能一直处于运营状态，发挥良好的政治传播效力，免于受到政府的审查和取缔。美国等国家甚至直接运用技术安全措施防范和阻止国外当局破坏民主反对派的网站。通过这些举措，西方民主价值观可以通过信息化载体快速传播和大面积覆盖，在特定的国家和区域大行其道。由此观之，对互联网成功有效的管理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举措和必然要求。但是，因为经济社会复杂转型、公民社会发展程度和网络主权诉求，使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国家互联网管理制度和手段，也不具备实践西方国家倡导的所谓“网络自由”的政治条件、技术水平和国际环境，普遍期待一种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和能够实现“善治”的互联网管理模式和体系。 互联网管理的“中国模式”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中国的互联网管理工作卓有成效，经受住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的严峻考验，有力维护了国家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实践证明，政府主导的柔性互联网管理模式正在中国成熟和定型。 （一）“中国模式”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