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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通胀成因和应对路径 一、“通胀”成世界性问题中国未能置身度外 日本有影响的媒体《每日新闻》最近报道：从７月份起日本将有数百种商品上调价格，预测未来的日本食品业将被“涨价潮”所席卷。食品“涨价潮”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原料小麦价格的飙升；在于投机资金的炒作；在于“新兴国家经济发展、需求扩大已使农产品价格迈上一个新台阶”。①这是通货膨胀在日本的具体表现形式。再将目光转移到西方。英国的《金融时报》近日刊载国际清算银行的警告和呼吁：必须放慢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以遏制全球性通胀的压力。国际清算银行的判断与预测应该受到世人的重视，因为，正是这个国际组织曾几乎预测到了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０９年的世界金融及经济危机。国际清算银行说：“长期的低利率也给世界金融体系带来了新的风险，尽管当初实施这些政策是为了降低风险”。②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当前中国的通胀正在延续。就连以不同的速度淡出社会的老年人都能强烈地感觉到这种“通胀”，并凭借着自己的经济条件与理财能力“战通胀，保值增值；抗通胀，其乐无穷”，将“战通胀”做为本年“老年人理财稳中求胜的首要目标”。③２０１０年下半年以来，中国通货膨胀逐步加剧，经济增速缓性回落，人们担心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经济滞胀的心理预期越来越浓烈。那么，本次通胀的形成原因是什么？治理通胀的对策又在哪里？这是写作本文进行探讨的主要意图。 二、中国“通胀”的主要成因分析 （一）中国反“金融危机”中货币供应过量的滞后影响（即翘尾因素）。２００８年中期，中国为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迅速采取一系列重要的刺激经济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扩大内需战略、启动庞大的投资计划等，如“工业品下乡”、“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再如“４万亿”投资计划，这些举措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肆虐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兑现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获得了全世界的广泛赞誉。但这些举措中过多投放货币，做为反危机措施的“滞后负面效应”必然对今日的通货膨胀起到重要作用。就是说，当年应对“危机”货币量过度投放对通胀的“滞后影响”在一定时期内将难以消除。货币供应量Ｍ２同比增长率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的最低点１４．８％猛增至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的最高点２９．７４％；货币Ｍ１增长率从２００９年１月的最低点６．６８％迅速地攀升到２０１０年１月的最高点３８．９６％，是１９９７到２００９年的平均增长率１５．７％的２．４８倍。④货币供应量急剧扩张是物价上涨的重要拉动力。中国经济运行的经验告诉我们，通货膨胀与货币供应量Ｍ１增长率变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滞后期在一般情况下约为６至１０个月。货币供应量增长与其对通货膨胀变动的滞后的共同作用是２０１０年下半年以来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 （二）金融危机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使中国面临着输入型通胀的极大压力。２０１０年，美国继续实行量化宽松政策使美元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及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是形成中国通胀的一项重要因素，它至少从两方面影响中国：一是进口渠道，初级产品进口价格指数２０１０年涨幅高达４０－５０％，这极大推动了中国工业产品成本的上升；二是受比价效应的影响，国际商品价格上涨拉动中国境内商品价格联动上涨。如２０１０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农产品期货价格大幅上涨，同期，美国棉花期货价格指数上涨超过１２０％，“联动”效应使中国郑州期货交易所棉花期货价涨幅达９０％；棉花外，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涨幅受美国影响约在２０－３０％。由此看出，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２００９年，中国原油进口依存度５２．５％，铁矿石进口依存度６９％，８０％的大豆需要进口）。面对美货价格上涨，中国国内物价确实难保“平价”的超然态势。 （三）货币化进程的特点是影响目前中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自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９５年，中国ＧＤＰ年均增长９．７％，通货膨胀率为７．５％，广义货币（Ｍ２）年均增加２５％。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中国货币化率持续上升，由１９７８年的７１．８％上升到２００８年的１５８％，其间，２００６年甚至出现１６５％的高位。⑤横向与美国、英国、日本、欧盟等西方国家和地区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相比，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中国货币化率处于高位，以２００６年为例，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Ｍ２／ＧＤＰ）之比，美国为５４％，英国为１０７％，日本为１４３％，欧盟（１２国）为８０％，韩国为１３６％，马来西亚为１２７％，泰国为８７％。以Ｍ２／ＧＤＰ的比值（亦称为马歇尔Ｋ值）来衡量，中国的货币化程度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国长期如此高的货币化率，一旦货币流通速度减慢，经济领域中的超额货币供给将会形成一般动力甚至带来通货膨胀。为什么中国货币化率如此之高？主要因为自然资源资本化、劳动力资本化、资金要素资本化、技术要素资本化、管理要素资本化等扩大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