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现代文学中流浪汉形象.docVIP

小议现代文学中流浪汉形象一、不同时期的流浪汉形象 1．20年代的流浪汉形象 20年代的流浪汉形象有文学研究会成员潘漠华、王任叔、王以仁笔下的“阿贵”和“我”，创造社成员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笔下的“爱牟”、“他”，左翼作家蒋光慈、洪灵菲笔下的“汪中”、“沈之菲”。文学研究会作家笔下的流浪汉流浪的范围在中国。而创造社作家笔下的流浪汉却是在异国的流浪，由于在异国的被侮辱和被欺负感，流浪汉普遍带有忧郁的色调，成为“零余者”的形象。郁达夫、郭沫若等笔下的流浪汉用流浪的方式表达对黑暗时代的不满，但其流浪是温婉的;而蒋光慈、洪灵菲笔下的流浪汉虽如同郁达夫等笔下的流浪汉一样具有浪漫、感伤的色彩，却多了些许悲壮的成分。总之，20年代的流浪汉形象，有农民流浪汉、知识分子流浪汉和革命者流浪汉。他们从农村到城市，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或从国内到国外，为了物质生存，为了精神生存，或为了革命生存，在流浪。他们被深深打上了20世纪20年代社会风云的烙印。 2．30年代的流浪汉形象 30年代的流浪汉形象基本包括艾芜《南行记》中的流浪汉形象系列，及沙汀、茅盾、朱平君、张勉寅、贺宜等笔下的流浪儿形象。30年代的流浪汉形象，特别是艾芜笔下的流浪汉形象的时代特征远没有20年代的流浪汉形象来得直接、强烈，其时代特征是通过折射、而不是通过反射体现出来。20年代流浪汉沉闷的哀伤情绪在30年代流浪汉身上荡然无存。艾芜笔下的流浪汉形象有盗马贼、私烟贩子、卖艺人、小偷、打团伙的行窃者。这是一群远离时代潮流冲击圈的人物，都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虽有时残酷，本质却是美好善良。流浪儿形象不同于20年代流浪汉形象以及艾芜笔下的流浪汉形象曲折地反映时代背景，而是直接暴露时代黑暗。具体的流浪儿形象有:沙汀写于1932年4月的《码头上》中的阿遂、阿林、小毛是中国现代小说中较早的流浪儿形象;茅盾1936年5月写的《大鼻子的故事》中的大鼻子形象;贺宜1939年4月写的《野小鬼》中的小土根是比较成熟的流浪儿形象;黄谷柳写于1947年10月的《虾球传》中的虾球相对于其他流浪儿来说，是更具特色的流浪儿形象。 3．40年代流浪汉形象 40年代的流浪汉形象大都出自路翎笔下，并体现出一个鲜明特征:侧重于精神流浪。40年代的流浪汉形象在战火纷飞的时代诞生，流浪的过程又是一个背负着沉重精神创伤的古老民族原始强力爆发的艰难过程，因此其对于人类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任何一个时代的流浪汉形象。路翎笔下的流浪汉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工人流浪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饥饿的郭素娥》中的张振山、郭素娥及《卸煤台下》的孙其银、唐述云、许小东等。因无法忍受家乡的苦难生活，为了生存而逃亡，成了矿工，但没有因此而停留下来，这一群人就成了路翎笔下的工人流浪汉。他们的精神苦难体现在他们的“原始强力”和“精神奴役的创伤”之间的激烈冲突之中。第二类是投机流浪汉。以路翎的小说《燃烧的荒地》中的郭子龙和《两个流浪汉》中的陈福安为代表。这类流浪汉带着投机发财的强烈欲望，抱着乱世出英雄的坚强信念，去进行一次并不成功的流浪，身上依然带有“原始强力”。当“原始强力”消失殆尽的时候，流浪便成了一个让人慨叹的句号。第三类是知识分子流浪汉。主要以《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纯祖和蒋少祖及《谷》中的林伟奇为代表。路翎笔下的知识分子流浪汉形象不同于20年代郁达夫、郭沫若笔下的知识分子流浪汉形象。郭、郁笔下的知识分子流浪汉抒发的是弱国子民的屈辱感，而蒋纯祖们则是寻求拯救自我而不得的知识分子。 二、流浪汉的流浪方式 “无家可归是一种流浪，有家难归或不归也是一种流浪;肉体的漫游是一种流浪，精神的浪荡也是一种流浪。”中国现代小说中流浪汉们不停地在流动，远离他们的故土，或是怀着坚定的生活信念，或是在孤独中寻找着一种可以停靠下来的精神家园。他们在现存的生活环境中无法生活下去而不得不进行长途跋涉的流浪。他们的流浪方式可以分为两种:生活流浪和精神流浪。这两种方式不是完全分离，而是交叉在一起。 1．生活流浪和精神流浪的内涵 流浪是人们对自己的故土及一种熟悉生活方式的被迫放弃或主动抛弃。生活流浪和精神流浪都与时代的变化紧密相关。“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期，人类所依存的原有生存空间被破坏，却又暂时找不到新的前进方向，一切都在摸索中，这就使得相当一部分人的灵魂处于动荡不定的“流浪”状态，就是我们所谓的“精神流浪”。另外，由于转型期特定的经济政治条件，也会使社会某一阶层在结构上发生裂变，进而产生一个特殊的“流浪人”群体，也就是“生活流浪”。”这里所说的精神流浪是指为寻找精神目标而离开故土辗转反侧。在其艰难的精神煎熬过程中，生活流浪的痛苦会冲淡到很小的程度或忽略不计。但在很多时候，精神流浪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生活流浪或引起生活流浪。而生活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