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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铉入宋后文学创作风格研究本文作者：魏玮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文学史》在评价徐铉等人入宋后的文章时有这样一段话:“宋初文人多数是从五代十国入宋的徐铉、刁衎原是南唐的词臣。他们入宋以后的散文仍多为骈体，风格浮艳。”［1］笔者认为，这段话中对徐铉入宋后文章的评价有如下两个问题是值得商榷的: 一、徐铉入宋后的文章是否多用骈体? 《全宋文》载徐铉文二十三卷，其中大部分都是入宋前所作。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载，徐铉有《骑省集》三十卷，“陈氏称其前二十卷仕南唐时作，后十卷皆归宋后作。今勘集中所载年月事迹，亦皆相符。”笔者根据这一记载在《全宋文》中整理出徐铉文集后十卷文章共68篇，加之其文集中虽未选，但明显标注写作时间为入宋后的文章5篇，得出徐铉有73篇文章应确为入宋后所作。按照王力先生《古代汉语》中文章的分类方法，徐铉73篇文章大致可分为9类，其中论辩类4篇、序跋类9篇、奏议类3篇、赠序类5篇、碑志类29篇、杂记类11篇、箴铭类1篇、颂赞类4篇、辞赋类2篇，另有5篇连珠词。其中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文章共7篇，为韵文，按照常例不归入骈体文之列。论辩类、序跋类、奏议类、赠序类文章共21篇，均为散体文。剩余碑志、杂记共40篇。每篇文章兼有散句和骈句。笔者将这40篇文章骈句高教版《中国文学史》认为徐铉入宋后的散文仍多用骈体，那么徐铉入宋后的骈体文所占的比例有多大呢?从以上两个表格中可以看出，这40篇文章中骈句数超过50%的有12篇，其中超过80%的仅有3篇。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中谈及骈体文的构成，认为骈体文的语言有三方面的特点:第一是语句方面的特点，即骈偶和“四六”;第二是语音方面的特点，即平仄相对;第三是用词方面的特点，即用典和藻饰。骈偶又叫对仗，骈体文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句子要两两配对。判断一篇文章是散体文还是骈体文，如果不考虑语音和用词方面的特点，单从语句方面判断，一篇文章至少要其中骈句所占的比例较大，才能称之为骈体文。按照这个标准，以上40篇文章仅3篇可称为标准的骈体文，另外9篇骈句的数量为50%以上，也可算作不太标准的骈体文，加之5篇连珠词是用骈体写成，徐铉入宋后骈体文共17篇，仅占入宋后文章总数的23.2%，这个比例是较小的。所以《中国文学史》认为徐铉入宋后的散文仍多用骈体，这一说法是不确切的。 二、徐铉入宋后文章的文风用“浮艳”二字形容是否恰当? 《中国文学史》以“浮艳”二字来形容徐铉的文章，一般而言，文章内容空虚、不切实为“浮”。雕饰辞藻，粉饰过重为“艳”。以“浮艳”二字来概括徐铉入宋后的文章，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徐铉博闻强识，懿文茂学，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善于文辞。总的来说，他的文章崇理尚实，有宏博典丽之美。徐铉的文章崇理尚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徐铉的创作理念 徐铉虽然没有专论文章的著作，但在他给别人撰写的序文中，可以看出徐铉崇尚的文风。他在《故兵部侍郎王公集序》中写道:“虽复古今异体，南北殊风，其要在乎敷王泽，达下情，不悖圣人之道，以成天下之务，如斯而已矣。至于格高气逸，词约义微，音韵调畅，华采繁缛，皆其余力也。”这一段论述说明徐铉认为文章中的“道”是最重要的，而词采藻饰尚在其次。这一主张和韩柳古文运动十分类似，中唐时期韩柳的古文运动虽为昙花一现，在晚唐影响较小，但余音尚在，徐铉这一观点就很可能是受到古文运动的影响。徐铉认为“丽而有气，富而体要，学深而不僻，词律而不浮”①，“词赡而理胜”②的文章是好文章。这说明他并不过分重视辞藻的华丽，反而认为用语“僻”、词律“浮”，为文章的大忌。另外，徐铉崇尚四杰之体，在《故兵部侍郎王公集序》中，他赞美王公的文章“如四子复生矣”，在《进士廖生集序》中他又赞美廖生的文章“其文词则得四杰之体”③初唐四杰之文在辞藻华丽之外，也重视文章骨力刚健的风格和活泼自如的生气。这与徐铉的创作理念相吻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徐铉的创作主张，即崇理尚道，气骨与词采并重。 (二)徐铉创作的实际情况 徐铉入宋后的大部分文章，无论是散体文还是骈体文都并非华而不实。散体文如《重修说文序》以文字史的角度，谈了文字自身的衍变和历代学者对文字的研究，阐明了重修《说文》的重要意义，可谓融知识性和学术性为一体，文字流畅，内容翔实。又如《故尚书兵部员外郎江君墓志铭》中的一段描写:“(江君)年十余岁，侍伯父食，不过园疏而已。伯父戏之曰:“啜白薤之羹，淡而无味。”君应声答曰:“啮紫茄之蒂，铿而有声。”人知其当大成也。”此篇墓志铭不只是一味地赞许恭维之词，而是言而有物，不仅表现了江君幼年时的机智、聪慧，还使江君的人物形象饱满而生动，如在目前。骈体文如《吴王陇西公墓志铭》，这是徐铉为南唐故主李煜所写。在新主帐下为旧主撰写墓志铭，是一件比较为难的事情。常因为要讨好新主而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