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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国内古城历史探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魏文侯被正式承认为诸侯，安邑也成为了魏国的都城。文侯之子魏武侯在位时，“城安邑”（《史记魏世家》索隐引《纪年》：“魏武侯十一年（前385年），城洛阳及安邑、王垣。”）魏武侯的“城安邑”，当是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安邑的地理位置靠近秦国，在战国时期秦国强大以后受到严重威胁。在武侯之子魏惠王在位时，“城安邑”已不足以解决问题，终于迫使魏国做出了迁都举动。《水经注》引《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六年（前364年）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惠王迁都大梁后，魏也称梁，魏惠王也被称为梁惠王）从魏绛徙治安邑到魏惠王迁都大梁，魏在安邑经营的时间约两百年。 梁惠王迁都后，安邑仍不失为河东地区的一座重镇。秦、魏两国为此发生了长期的争夺。《史记秦本纪》：“（孝公）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但秦国并没有能一直占领此城。直至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前286），魏国才被迫献出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史记秦本纪》二十二年，“河东为九县。”秦国以安邑为中心建立了河东郡。 秦汉的河东郡一直以安邑为郡治，河东治下的县最多时达到二十八个（《汉书尹翁归传》）。魏正始八年五月，“分河东之汾北十县为平阳郡。”（《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河东郡被一分为二，北部成立了新郡平阳，南部仍称河东郡，郡治仍在安邑。 南北安邑考 北魏时期，出现了“南北安邑”。《魏书地理志》“河北郡”下面有“北安邑”，注云：“二汉、晋曰安邑，属河东，后改。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置为郡，十八年复属”；有“南安邑”，注云：“太和十一年置。有中条山。”可见北安邑是原安邑，而南安邑是北魏时期新置县。（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沿袭了明《一统志》里的说法，认为当时的安邑县（今盐湖区安邑镇）是北安邑，与《魏书》中的说法明显不和，当属误断）。由于今夏县县治在禹王城（原安邑）南，所以有人认为夏县即是“南安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山西通志》（雍正版，卷一百七十九）里的一种说法，该书援引《通典》云：“后魏神元年别置南安邑城，在禹都旧城之西四十里，分安邑之东立夏县。”此说看似与《魏书地理志》的说法不同，其实并不矛盾，甚至是可以相互佐证的。因为此说中仅仅提到在神元年别置南安邑“城”，而并未言明在此置县。按《魏书世祖纪》，神元年前后，北魏正与占据关中的赫连氏作战，虽然北魏在之前始光四年（427年）的战斗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神元年的战局一度不利，置南安邑城多是出于军事目的，意在巩固在河东的战果，而直至六十年后的太和十一年，南安邑才正式立县，南安邑应是后来安邑县（现已并入盐湖区）的前身。而北安邑的治所后来移到东南方向，成为今天的夏县。也正是在神元年，北魏太武帝自安邑移郡于蒲坂（《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六），安邑从此失去了郡治的地位。 禹王城城郭布局 禹王城的主要遗存是东周至汉代的城址，共分大城、中城、小城和禹王台四个部分，小城在大城的中央，禹王台在小城的东南角，中城在大城的西南部。 大城和小城同属东周时期，从形制上看，具有明显的春秋战国时期“城郭制”的特点。即小城在内为“城”，外面的大城为“郭”。《说文》对“郭”的定义很明确：“郭，外城也。”根据《太平御览》卷一九三引《吴越春秋》逸文“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说法，“城”、“郭”不仅有内外大小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具有不同的功能。禹王城小城所处地势比较高，比周围地面高出1～4米，应该是春秋战国时代安邑的宫城，而大城即郭城。 古安邑城的这种城郭布局，属于“内城外郭式”。即在方形外郭内部有内城。内城有两种：或筑有四围，或利用外郭的一部分。安邑的特殊之处，是不规则的方形大城和小城。（《春秋战国时代的城郭》，〔日〕佐原康夫撰，赵丛苍摘译，原载日本《古史春秋》1986年第3号）。安邑城的这种布局，沿用了春秋时代的旧制。“内为之城，外为之郭”，是春秋都城布局的基本模式。战国时期典型的城郭布局有了很大变化，大致可分为甲、乙两种类型：甲型的宫城建在郭城外，临淄、邯郸属此型；乙型是割取郭城的北半部为宫城，以燕下都为典型。（燕下都有东西二城，西城基本是空城，或称为附郭，故东城才是燕下都的本城，谈论燕下都的布局主要是讲东城的布局）。秦都咸阳基本也属此类。 春秋到战国时代城郭布局的这种变化，是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一种表现。春秋时代，“郭”中的居民主要是宗法制度维持下的“国人”，向心力较强，将宫城安置于郭城的中间可以有效利用国人的保护，而战国时代国人阶层分化，国内阶级矛盾上升，继续沿用老一套会造成统治者四面受敌的不利情况，在加之技术的发展，为宫城的单独设防创造了条件。于是将宫城迁到郭外或割取郭城的近半为宫城的新布局便出现了（《试论战国都城的变化》）。安邑城采用这种布局，可能是因为安邑自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