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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语言艺术审美探究 作者：刘效壮 单位：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本土化与西化 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本土化与西化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很多作家。从“五四”起中国文学就开始了苦苦的向世界文学的赶跑，虽然有一些作家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但却总是不能引领世界潮流。20世纪20年代后期革命文学的兴起以及40年代初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上的讲话》在一定程度阻碍了这种追寻，直到“文革”后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追寻才又兴盛起来。在这一追寻过程中很多作家都意识到了中国文学自己的根的问题，所以有了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进入经济日趋占主导地位的90年代以后，文学面临的压力和问题越来越多。莫言作为一个一直追随西方文学潮流的作家逐渐意识到了文学民族性的重要性，所以《檀香刑》创作的一个指导思想是向民间的后退，增强作品的本土化色彩。但是评论者对文本的本土化和西化却做出了不同的论断。 较早对莫言的《檀香刑》本土化和西化进行论述的是凤媛的《撤退与进击试论〈檀香刑〉的叙事艺术及意义》（《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文章指出：“《檀香刑》不论是汲取民间传统精神文化资源，还是接纳西方现代叙事技巧，都建立起了基于中国本土文化土壤，开放性的当代小说审美叙事品质，为新世纪中国小说的发展树立了一支醒目的标杆，并达至莫言艺术创作的新的高峰。”凤媛认为《檀香刑》的艺术技巧上虽然具有东西方两者的特点，但是文本的立足点是中国的本土文化。也就是说凤媛肯定了文本的本土化，凤媛指出文本运用了我国古典的叙事结构形式，即“凤头猪肚豹尾”模式，并且通过民间说书艺人的视角消解了内心独白和时空颠倒着两种西化的文学表达方式，从而肯定文本完成了向本土的转化，并且认为莫言实现了在艺术上的自我超越。紧接着进行论述的是陈离的《是“民间叙事”，还是“精神逃亡”从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说起》（《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陈在文章中指出“：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创造了一个关于“高密东北乡”的民间神话。作者声称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是一次向民间的“大踏步撤退”，实际上却反映了作家的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作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自我确认的艰难。”陈在论述中具体认为“：《檀香刑》里的高密东北乡，既不同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也不同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它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北方的民间世界。可以说,它讲述了一个完全中国情境下的“中国故事”应该说《檀香刑》在叙述语言、故事结构和情节发展等方面“回到民间”的努力还是比较成功的。”也就是说陈认为《檀香刑》在叙述内容上以及叙述方式上都回归到了本土，但是作品在艺术审美上存在着矛盾，莫言没有处理好知识分子视角与民间视角之间的关系，从而反映出中国作家特有的言说方式的难以形成。郑金勤《浅析〈檀香刑〉的民族色彩》（《阅读与写作》2003年第6期）同样认为《檀香刑》是本土化的文本，具有极强的民族色彩。郑指出“：《檀香刑》大量吸收了民间说唱艺术、民间传说等传统文化的精华，在语言风格等艺术手法上，具有十分浓厚的民族色彩。”郑具体认为文本在内容上对于“人生本相”的描写，语言上大量吸收了民间说唱艺术的特点、大量使用韵文，以及将“猫腔”这个富有民间气息的说唱艺术引人小说、在故事情节中插入大量的有关“猫腔”的传说、唱词等三方面表现出了民族色彩。周志雄的《〈檀香刑〉的民间化意义》（《名作欣赏》2004年第3期）也认为文本在叙事视角、叙事结构、语言上都是民间化的，并且指出“：在莫言看来，好的小说应该是面向大众的，即雅俗共赏的，对读者面的占有和选择是不容忽视的。”莫言民间化是为了顺应消费文化的需要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是为了更好地占领文化市场，但是这并不代表文本艺术性的降低。 周进一步指出“：莫言推崇西方的马尔克斯、福克纳，但莫言从他们那儿吸取到的只是一些技法和启示，他要让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成为他的高密东北乡。莫言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谈到世界意识和一流的大作家意识。因而对于莫言来说，走民间化道路的后撤心态中包含着走向世界的文学意识从莫言的小说深度和对小说艺术的探索上看，他显然是属于精英的立场。从莫言对读者群的自觉选择和他小说的感性耐读上看，他似乎又可以归为大众文学作家。应该说莫言对小说的雅俗关系理解得很透，其小说的民间化道路是对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双重超越。”周最终认为《檀香刑》的民间化是融合了现代小说叙事技巧的返璞归真，是在超越自我、超越中西、超越雅俗之间的尝试。李莉《论小说叙事结构与作家思维方式以〈冈底斯的诱惑〉、〈马桥词典〉、〈檀香刑〉为例》（《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9期）认为“：小说的叙事结构往往能折射出作家的思维方式。新时期作家马原、韩少功、莫言力图突破传统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