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琪峰电影中英雄形象解读.docVIP

杜琪峰电影中英雄形象解读一.“杜氏”警匪电影中的宿命与悲观 传统英雄主义的表征不复存在，类似于吴宇森电影中“正必压邪”大团圆式的结局在杜氏警匪片中不再可见。英雄的漂泊及命运走向的不确定为英雄主义的表述笼上一层沧桑的浮尘。 1.社会变迁的渊源。即便是英雄也同样背负着归属感的失去和对自我身份指认的困惑。“九七情结”改变了杜氏警匪片原有的叙事。在香港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回归之前始终被夹杂在殖民文化和大陆文化的困顿中。一直以来，港人希冀这种无限漂泊感的终结，迫切需要得到世界的认同与尊重。这一时期港人需要英雄，于是银幕上各种英雄形象鳞次栉比出现他们是港人集体无意识的代言。电影导演“把香港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的地位和处境设计为电影中错综复杂的情景，设定一个形象作为香港化身，通过他的性格、思想、感情、情绪表达香港人的愿望，也通过这个形象直观自身，理解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处境”。③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祖国，最终得以实现归属的愿望，中华文化渐已融入港人的生活，之前香港制造的“集体英雄神话”不再有用武之地。在杜琪峰的警匪电影中从《无味神探》到《夺命金》，警察已不再纯粹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英雄形象，而是侧重表现警员的普通公民身份。 2.浓重的存在主义色彩。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只有死才排除任何偶然的和暂时的诀择,只有自由地就死,才能赋于存在以至上目标。”④杜琪峰警匪电影充满各种偶然性，英雄角色难逃宿命的安排和孤独荒凉的结局，英雄与死亡之间往往有必然的联系。《放逐》中的五位杀手因为情义再次聚首一起对付大飞，却因种种偶然没能逃出命运的摆布。阿和死后，其余四人行走在荒芜的郊外，昏黄的影调映射出四人浓重的宿命感和悲壮的生命底色。枪手只将前途命运交给手中的硬币，并且听之信之。枪战在杜琪峰的镜语中是偶然的游戏，英雄的命运也在游戏中左右摇摆。“任何偶然不是一种假象，不是一种可以被人消除的外衣；它就是绝对，因而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⑤在大命运前所有人都是过客：押运警察弃明投暗，枪手患得患失，一切都像无垠的浮萍，时而荒谬时而又在情理之中；影片中多次出现的简单的问题：“去哪儿？”“往哪走？”实际上是英雄宿命论的一种表现。同时，从另外角度看，这种表达也映射了现代人的迷茫。此种问题在世纪末情绪中显得尤为突出。 二.英雄形象的重构 杜琪峰警匪片中的英雄是宿命的、漂泊的、孤寂的，新形势下的英雄主义被解构打碎，阐释较为消极悲观。影片中表现出对传统英雄主义反叛的姿态，消解英雄主义的宏大叙事，英雄主义意识形态神化逐渐解体，呈现出去英雄化的倾向。然而，杜氏并不否认英雄的存在，而是以平民化的路线让传统“被神化的英雄”回到生活中，并以社会变迁为背景，重构现实中的英雄形象。 1.英雄概念属性的转向：去英雄化杜琪峰警匪电影大有“江湖不在，英雄破落”之势，去英雄化是反英雄主义的核心。影片将传统警匪片构建起的“英雄崇拜体制”完全打破：警察并不总是正义和胜利的代表，匪徒并不总是纯粹邪恶的化身，警匪之间往往是一种猫捉老鼠的游戏；破落英雄随波逐流，苟活在现代文明中难以实现自身价值；“杜琪峰迷恋的永远是在现代文明中苟活的，现实中无足轻重但关键时刻能爆发出英雄本质的小人物。比较扭曲，有朦胧的道德观，对工作执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正义感。”⑥《PTU》中警察英雄已不再，反是被塑造成正邪不分的暴力分子，传统价值观中对警察的正义形象被颠覆。《大事件》中警察又一次受到公众质疑，警方努力希冀通过媒体维护集体形象，暴露出传统英雄形象被建构假象。在《暗战》中，英雄特质在警察与匪徒身上出现换位，英雄没有黑白之分，影片只在乎他们身上反映出的英雄特质。 2.平民化路线：对家庭、情感的皈依。在杜琪峰个别警匪片中表现出英雄对家庭的向往，而不是依靠暴力渲染英雄气质。英雄形象走下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坛，颠覆了观众对英雄原有的期待。“与现代城市社会相适应的是夫妇平权的家庭制度，家庭的核心功能是满足感情的功能”⑦，杜琪峰警匪电影中的英雄多半表现出对家庭和情感的皈依。电影《放逐》中的枪手阿和逃离混沌的黑道生涯，有了自己的老婆孩子。曾经的枪手只将子弹零星散落在抽屉里，脖子上搭条破旧的手巾开着破旧的货车置办生活用品。阿和为了妻儿的安宁重操旧业，而每当同伴们不知去哪里的时候他都会说“回家”，对家的渴望是英雄内心的呼声。照顾家庭中的妻儿勇于承担家庭责任成为英雄的另一种阐释，这种表达和传统英雄主义倡导的黑色暴力美学大相径庭。回归后的香港人似乎更乐意接受完整的家庭和平静的生活，更乐意接受生活中的英雄，而非双手持刀打打杀杀的莽夫。电影正迎合了受众的接受心理：人们更向往平静的生活！这也是近年来香港电影不再出现类似于《古惑仔》之类电影的原因。 三.英雄与社会现实 现代社会多元价值观也促成杜氏电影“反英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