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社会理想表达.docVIP

现代文学社会理想表达现代文学三十年，“理想”可以说是个关键词。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和语境下，随着诸种现代性的诉求，对理想的表述不仅成为知识分子个体倾向和价值取向的流露，也逐渐成为重大的思想政治问题。社会理想不是凭空虚构的，其形成和表达总是依托于特定的历史观。在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表征现代性的线性历史观已普遍植入社会各界。这种线性历史观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使人们认为“时间是向前进步的、有意义的，是从过去、经过现在而走向将来的时间观念”［1］32。这样一种指向未来的时间观念逐渐形成整个社会心理的两个基础层面:一方面是对未来的理想主义;另一方面是未来理想的对照面因为当时的危亡时局而形成的落后的焦虑。两方面相辅相成、相互交织，形成了现代中国社会心理的主要结构。对未来理想的表述尽管晚清就已初现端倪，这从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对将来中国的想象中就可以看到，但现代文学理想表述形式的突起与分化实际上还是始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之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它们共同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对理想表述的激烈分化和急剧意识形态化。对未来理想的激情表述是对应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成为社会主导思潮的以革命为指向的激进主义的。而与激进的现代性诉求者们的理想取向相比，倾向于温和和保守现代性诉求的知识分子们，并不热衷于对理想的激进表述和乌托邦承诺，因而他们对社会理想的表述就呈现出多元化状态。在后两类学人中，多数知识分子以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求实态度回避或淡化了对未来理想的表述，也有个别知识分子在现代性诉求中，自觉不自觉表现出了理想表述的线性时间观，形成对激进现代性的反思，并对未来理想的表述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综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大家，老舍先生和沈从文先生就属于这种另类。 通观其人其作，不难发现，两位作家都执着于自己所经验社会的理想表述形态，两位作家从创作之初其作品就与革命理想的线性时间观不相融。线性时间观是通过与过去或传统的对立和分离来理解自己，它不断地趋新和追求“进步”。而老舍和沈从文在二三十年代小说创作中的理想表述，排斥了线性时间观所带来的“进步/落后”的二元对立模式。老舍在创作中表述其社会理想受传统民间社会的循环时间观的影响，而沈从文则采用的是湘西世界的神话时间观。 一从人生经历和创作经验来看，老舍是来源于民间底层社会并深深扎根于此的作家，他在创作中致力于启蒙，也致力于使自己成为社会底层的代言人。这决定了其小说尽管具有浓厚的文化启蒙色彩，但着力表现的还是民间普通大众的生活情感，是民间平民社会对社会生活的种种理想，这样一种理想与革命文学对未来理想的表述无疑会处于一种疏离的状态。老舍在其小说中是这样来构造人们所期盼的社会图景的: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人们对婚姻、爱情最本分的要求是有个安稳的家，就像《骆驼祥子》里的祥子所热望的和小福子同住在一间干净暖和的屋子里，“像小鸟似的那么快活，体面、亲热”;或者像《我这一辈子》中的小糊裱匠，凭自己的手艺挣饭吃，加上个人的小小计划，活着有奔头、有劲儿。显然这种社会理想的表现形式建立在老舍对线性时间观的怀疑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舍较为认同的是民间带有循环倾向的时间观念，其小说表现的理想着重点在于对“现在”时间段的叙述，希望在现实的基础上能有安定的生活出现。正由于此，老舍对现代社会走马灯似的种种思潮持怀疑态度，抱着极大的不信任乃至反感。老舍指出:“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决定，“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2］184他认为当大多数人连一般意义上的“家庭”都不可得的时候，小布尔乔亚的精神诉求实在近于无病呻吟。在老舍的心中，有着自己改造社会的模式。它首先出现在《赵子曰》里的李景纯身上。他对赵子曰说:“现在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低着头去念书，念完书去到民间作一些事，慢慢的培养民气，一条是破命杀坏人。”［3］373 后来的一系列作品中，有志向的人往往从这两条路择其一，作为自己崇高的奋斗理想。《二马》里的李子荣、《铁牛与病鸭》中的铁牛，都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形象;《猫城记》里的大鹰、《离婚》里的丁二乃至《四世同堂》里的钱默吟都是富有侠义精神的人物形象，这种改造社会的模式特点也是与民间底层社会特点紧密相联的。即其社会理想不是外在于现实生活的理想，它是同日常生活中老百姓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苦难的深刻理解联系在一起的，其实在性就如老舍所提供的两种改造社会的模式一样，并存于民间底层，两者此消彼长，构成其社会理想的相关组成部分。这是建立在现实经验实用基础之上的社会理想，显然它并不寄希望于用任何理想彼岸的东西来修补这个世界的不足，在这个底层的世界里，现代以来的线性进化史观对民众已失去了蛊惑力，对动乱之苦的趋避，对安定的渴望成为整个民间底层社会超越一切的需求。其实若纵观老舍整个一生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