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典籍翻译.docVIP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典籍翻译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一种跨学科性质的交叉研究，其研究领域至少涉及生态学和翻译学两门学科。我国学者胡庚申首先提出并完善了该理论，尝试从生态学的途径进行翻译研究(anec-ologicalapproachtotranslationstudies)。该理论为翻译的研究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囚困于翻译的二维矛盾中而无法自拔。译文应该偏重于忠实还是通顺，翻译方法到底是直译还是意译，作为天平两端的砝码，人们往往难于取舍。恰如一个走在钢丝上的杂技员一样，人们不得不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而任何违背平衡原则的译作都往往被认为是残次品。在这样的背景下，翻译研究正如汪洋中的一叶扁舟，颤颤巍巍，陷入迷途。而生态翻译学的出现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可以从生态学的视角翻译作品并评价译作，使翻译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动态的发展阶段。 一、生态翻译学的内涵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即“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1］13。该理论以生物进化中的基本原则“适者生存”、“自然选择”为基石，集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适中尚合”与一体，提出“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观点［2］。进一步而言，该理论特别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即翻译是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适应选择过程。 所谓的翻译生态环境，是指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3］1。作为生态翻译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翻译的生态环境为翻译研究者勾勒了一种多方相互合作与制约的全新范畴。自翻译活动产生以来，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断更新与深化，但长期以来，忠实与通顺的博弈牢牢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与视野，使得翻译研究陷入误区，裹足不前。由于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译作要忠实于原文，就很难做到通顺，反之亦然。在此情形下，意大利人的一句谚语“翻译即是叛逆”给人们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考空间。许钧教授曾指出:“承认翻译局限的客观存在，根据这些局限提供给译者的活动空间，以看似不忠的手段，即对原文语言的某种“背叛”在新的文化语境和接受空间里以另一种语言使原文的意义获得再生，达到另一层次的忠实，这就是“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提出的直接原由。”［4］335那么，如何创造性地叛逆，在创造性叛逆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考虑哪些因素以达到另一层次的忠实，这些问题迫切需要人们来解决。 为了强调翻译中需要考虑的相关因素，英国人类学家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语境”这一概念［5］97。他进一步将其划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也可以理解为“语言性语境”和“非语言性语境”。语言性语境指的是交际过程中某一话语结构在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表现为言辞的上下文，它既包括书面语中的上下文，也包括口语中的前言后语;非语言性语境指的是交流过程中某一话语结构在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客观因素，包括时间，地点，场合，话题，交际者的身份、地位、心理背景、文化背景、交际目的、交际方式，交际内容所涉及的对象以及各种与话语结构同时出现的非语言符号(如姿势、手势)等。然而，显而易见，语境只解释了原文的“生存环境”而忽略了译者所处的“生态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是主动而非被动地选择原文的，并且译作的成功与否不仅涉及译者翻译策略与方法的选择，而且还涉及翻译的发起者(有时等同于译者)、赞助人、营销商、出版商、译作读者以及该译者所处国度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制约。按照黄德先教授的解释，“作为语言信息转换的翻译生产过程翻译行动中的各个行动者，是在相互协商、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一个翻译网络，并为实现翻译的目的而共同维系着这个网络”［6］。只有在这个翻译网络达到协调平衡的条件下，译作才有可能生存。因而作为这一网络中的关键一环，译者需要在整个生态环境中进行选择性的适应以及适应性的选择。 综合而言，翻译的生态学远远突破了传统语境的界限，对翻译的本质、过程进行了开拓性的描述，使得译者的视角由单纯的语境决定论跨入到了三维(语言维、交际维、文化维)的新高度。 二、《论语》翻译 《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一颗绚丽夺目的明珠。早在距今2400多年前的春秋末年和战国初期，这颗明珠即已熠熠发光。《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著作，后来成为儒家的最高经典。《论语》篇幅不大，仅12000字，24篇，但内容博大精深，且又言简意赅，对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所包含的思想，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任何中国人，不论是汉民族，还是少数民族，不论是本土华人，还是移居海外的侨胞，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着它的影响。自宋朝起，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早在17世纪，《论语》便开始向欧洲传播，1687年巴黎已出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