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追摹时加评说最最心仪韩柳文.doc

一生追摹时加评说最最心仪韩柳文章士钊撰《柳文指要》一书，在最初的序里，曾称与同样喜欢柳文的老友毛泽东时与往复讨论，深受启发。并指出柳文，“依事著文，期于不溢，一扫昌黎文无的标。泥沙俱下之病”，而自有新意。 唐宋八大家中，毛泽东评价最多的是韩愈和柳宗元，一生追摹，时加评说，对他们的散文、诗歌创作，得失了然于胸，认为写唐代或中国文学史，绝不可绕开。 作文以韩愈为师法 凡是到过韶山毛泽东故居，或对少年毛泽东读书生涯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毛泽东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便精心研读过韩愈的诗文。他自己1936年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摸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据他自己回忆，在作文方面，他起初颇为崇拜粱启超那种“笔墨常带情感”的政论文体，但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先生却劝他改学“韩文”，以增加文章的厚重渊奥之气。遵从业师的规劝，毛泽东特意买来一本廉价且已破损的《韩昌黎全集》，并从学校图书馆借来一部精善的《韩愈集》进行校勘、修补，并做了大量的笔记。 当时也在湖南一师，与毛泽东同学的周士钊，后来也回忆说：“毛泽东对韩愈诗文的词汇、句读、章节乃至全文之旨。皆细心揣摩研究以求完全领会，大部分诗文他都能够背诵如流。”韶山毛泽东故居博物馆今存的毛泽东听课笔记《讲堂录》中，记载了大量韩愈的名言名句以及各种释读和评论，均可想见少年毛泽东的勤勉及好学。 新中国成立后，《韩昌黎文集》仍然是毛泽东经常研读的书稿。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他在阅读《唐书-李汉列传》时批语：“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李汉是韩愈的女婿，深受韩文风格的薰陶，所以韩愈死后，李汉自认身份与逝者最厚最亲，遂收拾遗文，无使坠堕。这对翁婿之间的佳话，被毛泽东引为文坛的一桩佳话。 自铸雄奇瑰丽词 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以接续秦汉之际的文学传统为职志，表面上是复古，实际上却是创新。《旧唐书“(愈)常以为自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敝世称韩文焉。”质言之，韩愈发起卉文运动，是欲力矫六朝以来内容空澜、浮华绮靡的骈体文风，而提倡文以载道、陈言务去的散体文。为此，毛泽东评价说：“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古文。道理是没有什么的，只要文章是新的。人家说好的，他说坏，人家说坏的，他说好。” 韩愈创作的卉文，众体兼备，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及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乃至传奇，无不擅长。但无论哪种体式，韩愈的创作均讲究言之有物，常常自铸新词。而这许多生动的语言和精炼的词汇，迄今仍被人们在书面和口头表达中所引用。毛泽东的报告和讲话，如《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等，便引用过韩愈“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行成于思毁于随”、“足将进而越趄，口将言而嗫嚅”等名言。 少年毛泽东曾说过，“推翻历史二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在这点上，他是以韩愈为前代知己的。 文学史，不可轻视韩愈 对于韩愈的散文创作成就及其局限，毛泽东有过许多评论。他特别赞赏韩愈的《师说》一文。1940年秋，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次邓力群等人去接毛泽东到马列学院作报告。在路上，毛泽东说：“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 另一方面，毛泽东对韩愈散文创作中的缺失也多所指摘。如韩愈在《与崔群书》中提出一个观点，即“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就劳动者而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在毛泽东看来，韩愈品评人性的角度失之空泛，也是“上智下愚”等传统看法的复制。又如韩愈的《谏迎佛骨表》，在当时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皆顶礼拜佛的社会氛围中，确有矫正时弊的作用。唐宪宗特别不满该文中“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天促”的结论，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对于这篇名作，毛泽东在1965年6月20日与周谷城的谈话中说：“唐朝韩愈文童还可以，但是缺乏思想性。那篇东西(指《谏迎佛骨表》)价值并不高，那些话大多是前人说过的，他只是从破除迷信来批评佛教，而没有从生产力方面来分析佛教的坏处。”其实早在韩愈之前，开元时期的宰相姚崇等人就多角度分析过佛教的坏处。对于唐朝有关佛教的论说历史，毛泽东相当熟悉，所以他在读《新唐书“韩愈《佛骨表》租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