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历史转折关头(二).doc

他们在历史转折关头(二)遵义，这座转折之城，让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发生了生死攸关的一次历史转折。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到来之际，本刊连续刊发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研究员，著名的长征文化作家石永言（原名田兴咏）先生为本刊撰写的遵义会议纪实专稿。 参加遵义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1956年9月1日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党在1935年的转变，基本上就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多数从失败中得到了经验、提高了觉悟的结果。 邓发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在长征初期任中革军委第二纵队（含中共中央、苏维埃政府、供给部、卫生部、红大、军委二局等）副司令员兼政委、第二纵队第一梯队司令员兼政委。 邓发进入遵义后，与红军先遣工作团成员潘汉年等，组织“红军之友社”成员、工农劳苦群众以及各界代表到遵义新城丰乐桥迎接中央军委纵队进城。 为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邓发安排保卫局工作部部长李克农负责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遵义会议上，邓发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对“左”倾错误提出批评，赞成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重新指挥红军。 遵义会议召开后，国家保卫局当即解放受“左”倾路线打击被错误关押的方强、谢翰文等。邓发亲自为在第五次反“围剿”的黎川战斗中受到错误打击的肖劲光平反，将他从监管中解放出来。 遵义会议结束，邓发即到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团驻地，向该团负责人姚?、张南生等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令部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凯丰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长征初期任中革军委总供给部政治委员、地方工作部副部长、九军团中央代表。在九军团党委委员尹自勇的陪同下，由湄潭赴遵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由于对李德、博古所犯错误缺乏认识，站在支持博古的立场上，对毛泽东批评“左”倾错误的观点进行指责，甚至还说毛泽东：“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其实，当时凯丰自己也没看过《孙子兵法》，以致当毛泽东问他《孙子兵法》究竟有多少章时，凯丰也答不出来。说明凯丰对毛泽东的批评，是想当然的。遵义会议上，公开支持博古，反对正确意见的，并且对会议表示保留意见的，只有凯丰一人。鉴于凯丰对错误军事路线的认识不能同步，中央做出决定，暂停他担任九军团中央代表之职，一直到2月于云南扎西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凯丰才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认识，中央才恢复他的九军团中央代表之职。 后来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凯丰联系实际，解剖自己，对以前所犯的教条主义错误和在遵义会议上的错误表现，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得到党中央谅解。 李富春 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身负重伤后，由副主任李富春代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红军第一次进入遵义这样的“大城市”，由于拟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并拟在遵义建都，故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便于1935年1月8日发布“总政治部关于进入遵义城的通令”，这是长征以来发布的第一个进城“通令”，也是长征途中发布的唯一进城“通令”。可见红军对进驻遵义之高度重视，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这里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李富春在遵义期间，除领导参加许多发动群众的革命活动外，在遵义会议上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伍修权在他的回忆录里谈道：“会上其他人的发言，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很严厉。” 林彪 一军团长林彪在五次反“围剿”时，发表过《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支持过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陈云在“传达提纲”中批评这种战术原则时说：“在赤色堡垒与敌人堡垒对峙之下，用所谓有名的短促突击战术来作战。这个战术拒绝了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战术，放弃了外翼侧的活动。”林彪写的《论短促突击》，在于阐述和支持这种错误的战术。据参加遵义会议的少数人回忆，林彪在遵义会议上还没有支持“左”倾错误的言论，是赞同正确意见的与会者之一。 聂荣臻 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在遵义会议上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等的正确意见。对会后部队的行动方针，与刘伯承一道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他在1983年回忆道： 对于今后行动方向，伯承同志和我在会上建议，我们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四川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从我到贵州看到的情况，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我们原来在贵州又毫无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实在是太困难了。而到四川，一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二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只要我们能站稳脚跟，就可以大有作为；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会议接受了我们的建议。 遵义会议召开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