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儿童少年行为问题检出率及相关因素.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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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儿童少年行为问题检出率及相关因素

武汉市儿童少年行为问题检出率及相关因素研究表明,我国的儿童少年行为问题的检出率并不低(1985―2000年:6.3%~25.8%,2001―2009年:7.2%~33.7%)。国内多项影响因素的研究认识到儿童少年行为问题的发生与其生物学特征、家庭环境及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有关,属多病因模式;但不同研究报告的检出率差异较大,影响因素研究结果也不全一致。上述检出率和影响因素的不一致,除了调查工具、时期和地域因素外,其中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方法学上的典型样本研究较多。有研究提示,儿童少年心理健康还与儿童期的虐待和忽视有关,但迄今未见有研究探讨过儿童行为问题发生与躯体虐待的关系。本文调查武汉市4~16岁儿童少年行为问题的检出率及相关因素。 1 方法与对象 1.1 对象 抑郁组:2008年4-9月汕头大学医学院精神卫生中心及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心理科门诊或住院的抑郁症患者。入组标准:①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5](CCMD-3)抑郁症的诊断标准;②汉密尔顿抑郁量表[6](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得分≥24分;③Beck抑郁自评问卷[7](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得分≥21分;④既往无抑郁症或其他精神疾病史;⑤无器质性脑部疾病和严重躯体疾病史,无电痉挛治疗史;⑥2周内未服用任何抗抑郁药和影响神经系统功能的药物;⑦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⑧年龄18~60岁。共入组20例,其中男6例,女14例;年龄18~37岁,平均(29±6)岁;受教育程度9~16年,平均(12±3)年;HAMD总分为(30.15±4.45);BDI总分为(32.50±7.01)。 对照组:汕大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后勤工作人员及学生。依据年龄、性别及受教育程度选择与患者匹配者,共入组20例,其中男6例,女14例;年龄18~38岁,平均(28±6)岁;受教育程度7~19年,平均(11±3)年。入组及排除标准与实验组相对应。对照组在HAMD和BDI量表中均无抑郁症状。 受试前两组被试均签署书面的知情同意书。本研究获得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1.2.1 临床评估 由2名有丰富临床经验副主任以上级别的医师依据CCMD-3标准对患者进行诊断,完成HAMD和BDI评分。 1.2.2 刺激材料 情绪图片源于NimStim情绪面孔图片库(NimStim Face Stimulus Set)[8](http:∥www.省略 )。从NimStim图片组中选出中性情绪面孔、负性情绪面孔(包括悲伤、恐惧和愤怒情绪面孔)各60幅。中性情绪面孔图片情绪效价(valence)为(4.55±0.29),唤醒度(arouse)为(3.19±0.35);负性情绪面孔图片情绪效价为(2.94±0.40),唤醒度为(5.56±0.53)。两种情绪面孔的情绪效价及唤醒度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两组线索效应情况 分别计算两组被试对中性情绪面孔和负性情绪面孔的线索效应(图3)。结果显示抑郁组对负性情绪面孔的线索效应显著大于对中性情绪面孔的线索效应(21.73 ms vs.3.91 ms,t=3.49,P=0.002),表明患者把注意维持在负性线索上;在对照组内,负性情绪面孔的情绪效应与中性情绪面孔的线索效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5.31 ms vs.12.87 ms,t=0.58,P=0.57)。 2.3 两组注意施加和注意解除得分比较 两组对负性情绪面孔注意施加和注意解除得分见图4。结果显示:抑郁组的注意施加得分大于对照组(17.25 ms vs.1.64ms,t=4.30,P0.001),表明负性情绪面孔更能吸引抑郁组的注意;相关分析显示,抑郁组BDI分、HAMD-17分均与注意施加呈正相关(r=0.61,0.76;P0.01或0.001),BDI分与HAMD-17分呈正相关(r=0.94,P0.001);对照组的注意解除得分小于抑郁组(-1.50 ms vs.0.57 ms),表明抑郁组对负性情绪面孔更难解除,对照组有逃避负性情绪面孔的趋势,但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35,P=0.73)。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抑郁组对负性情绪面孔的线索效应明显大于对中性情绪面孔的线索效应,表明抑郁症患者倾向于把他们的注意维持在负性情绪面孔上,证实了抑郁症患者对负性信息加工存在注意偏向,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10-11]。但与Ellenbogen等人[12]2006年的一项研究结果不一致。他们以焦虑、惊恐及中性的场景作为线索刺激,进行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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