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涤组-检查组及反刍思维组强迫症患者心理特征.docVIP

洗涤组\检查组及反刍思维组强迫症患者心理特征强迫症是以强迫观念、强迫冲动或强迫行为等症状为主要表现的一种神经症。在目前的分类系统中被视为是一种具有相似症状的同质性疾病，但也有现象表明强迫症是一组异源性症状群，有可能存在不同的临床亚型。学者们尝试从不同维度对强迫症进行分型，由于分型维度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目前尚未探索出一个公认的分型模式。 【Key words】 cancer-related fatigue;breast cancer patient with chemotherapy;coping style;quality of life;correlational study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是女性癌症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1]。乳腺癌的综合性治疗给患者带来了各种负面的影响,而癌性疲乏是与癌症和癌症治疗有关的持续性、主观性疲倦劳累体验,它受生物节律的影响,可以在持续时间、不适感、强度上不断发生变化,它是癌症和癌症治疗中最常见的导致患者不适的症状。这种疲乏不能够通过休息得到彻底的缓解,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自理能力[2-4],但目前它仍未引起患者甚至是医务工作人员的重视。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引起了人们对认知、精神(心理)因素对癌性疲乏影响的关注,面对癌性疲乏这一特殊的应激源,患者应对方式作为应激事件和应激结果之间的中介,对其生活质量影响不容忽视。但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无乳腺癌患者癌性疲乏、应对方式和生活质量之间相关性的报道。本研究拟探讨乳腺癌化疗患者癌性疲乏、应对方式和生活质量三者之间的关系。 1 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2006年8月到2007年3月间入住西安交通大学第一医院肿瘤内科病房和陕西省肿瘤医院乳腺病病房行药物化疗的乳腺癌女性患者,共120例。纳入标准:①年龄18岁以上;②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③住院接受药物性化学治疗且无放射性治疗史。 样本量计算法[5]:采用查表法,power值取0.8,α值取0.05,当相关系数为0.4时,进行相关性研究所需的样本量为50;相关系数r为0.30时,所需要的样本量为88。本研究对15例患者进行的预调查显示应对和生存质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r在-0.29～0.38之间;癌性疲乏和应对的r在-0.34～0.35之间;癌性疲乏和生存质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r在-0.37～0.30之间。取r为0.30,所需样本量为88,加上预计的失访,作废问卷等样本量需要放大1/3到1/2,故其所需样本量为117～132之间,最后样本量为120。 1.2工具 1.2.1 自编乳腺癌患者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状况、工作状况、宗教信仰、家庭月收入、癌症分期、化疗周期以及是否转移11个条目。 1.2.2 癌性疲乏自评量表 (the Revised Piper Fatigue Scale ,PFS)[6] 采用“回译法”,邀请西安交通大学英语系一名双语教授先将PFS量表原文(英文)翻译成中文,再由西安交通大学护理系一名教授(具有博士学位和流利的英汉双语能力)将中文译成英文,以此来确保量表在内容和语言上的一致性。对个别双译产生歧义的条目经过双方共同讨论修改,最后取得一致意见。PFS包括22个条目,共测量4个维度的主观性疲乏:情感、感知、行为严重度、认知。另外还有5个附加条目不参与各个维度分值和疲乏总分值的计算,其中1个测评疲乏的持续时间,其余4个是开放性问题,以便为研究者提供一些定性的数据资料。22个条目中每一条目的分值从0～10,疲乏水平分为:轻度 (0～3.3),中度 (3.3～6.7),重度(6.8～10)。 在本研究中,由5位专家组成的测评小组对量表进行了内容效度和表面效度的测定。结果显示:PFS量表的内容效度为0.87,而且量表的4个维度中除认知维度的内容效度为0.77外,其余3个维度的内容效度均为0.85以上。15位符合本研究入选条件且自愿参加的患者先进行第1次预实验,以确保所研究对象对量表的内容和语言能够理解。在作答困难或语言难于理解、意思含糊的地方,专家们经过讨论修改,完成了问卷的内容效度和表面效度的评定。PFS量表的重测相关系数为0.84。 1.2.3应对量表 (Jalowiec Coping Scale,JCS) [7] 包括应用和效果两部分,共60个条目,归纳为8种应对方式:勇敢面对、逃避、乐观、听天由命、情感、保守、支持、自我依赖。应用部分每个条目从“从未用过”到“经常用”,效果部分是从“没有效”到“很有效”,均以0～3分计。每种应对方式的得分范围是0~3分。得分越高表明该应对方式应用最多且最有效。应对水平分为:差(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