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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女同遭双目失明各自用15年写出巨作
父女同遭双目失明各自用15年写出巨作父亲失明后写出《中国哲学史新编》
1980年到1990年,双目失明的哲学大家冯友兰在燕南园三松堂完成了150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因为双目失明,这一巨著整整编写了15年之久,冯友兰几乎为此用尽了最后的力气。
女儿宗璞回忆说,冯友兰晚年一直是和宗璞一家生活在一起。冯友兰曾说自己早年赖慈母,中年仗贤妻,晚年靠孝女。80岁以后,冯友兰因为白内障而逐渐失明,病情越来越严重,身体也越来越差,但对学术研究却乐此不疲。
《中国哲学史新编》是冯友兰从80岁才开始写的,许多人担心他写不完,但他还是写完了。那时他的眼睛中经常有幻影,后来基本上什么都看不见,这对一个学者来说是特别痛苦的,不能把所想的写出来,也不能把想看的看完全。
全靠记忆指导学生协助自己编书,需要引用什么资料,他凭记忆让助手去某处查某一部分,然后由助手念给他听,由他决定取舍。一般他所要查找的资料,与他所说出的书籍出处竟然无大出入。
对此他自己却说:“我现在好像反刍,把吃过的东西再咀嚼一遍,也增加不了什么材料。所以后面几卷分量不大,每本都写得简短,把要说的话说完就行了,不像有的愈修改愈多。”
但他毕竟上了年纪,身体越来越不灵便了。年过90之后,虽然他每天仍从9点钟开始工作,但由于行动不便,后来便坚持上午不喝水,以免上厕所。最后一两年,在宗璞夫妇的陪护下,冯友兰更是频繁地来往于家庭与医院之间。
1990年初,冯友兰躺在病床上,慈祥地望着床前的女儿,低声倾诉:“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也;张横渠又说,生,吾顺事,没,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冯先生在此所表述的,大概就是他在以往著述中多次推崇的“明于生死之道”的人生境界。
1990年7月,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册杀青,1990年11月,在他95周岁生日到来之前几日,他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视网膜不断地脱落
那时冯友兰和女儿冯宗璞都没有想到的是,在冯友兰失明后的5年内,失明的痛苦就很快偷袭了冯宗璞。她患的是白内障后的视网膜脱落。当时,冯宗璞站在窗前,突然眼前一黑,左眼中仿佛遮上了一层黑纱帘,而此时她的右眼也基本失去视觉。现在一切都变得朦胧,这是怎么了?她很奇怪。
冯宗璞回忆说:“医院诊断为视网膜脱落。医生说只要做一个小手术,打气泡到眼睛里即可复位。我便住院做了手术。手术后真有两周令人兴奋的时光,眼前的纱帘没有了,一切和以前差不多,头脑似乎还更清楚些。”
不料十几天后,气泡消尽,再加上宗璞患喘息性支气管炎,咳嗽得山摇地动,视网膜再次脱落。
医生再一次为宗璞打气泡调整视网膜脱落,但没过多久,再次复发。又过了十几天,气泡快消尽时,视网膜第三次脱落。
第三次手术,是把硅油打在眼里,是眼科的大手术。手术方案确定了,可是没有床位。一天天过去了,宗璞可以清楚地感觉到网脱的范围越来越大,后来,无论怎样睁大眼睛,眼前还是一片黑暗,无边无涯。
终于住进了医院做了手术,诊断为视网膜全脱。
手术顺利,但离战胜病魔还很远。接下来要长期俯卧位――趴着。人是站立的动物,怎么能趴着呢?但为了眼睛,宗璞也渐渐习惯了。据说,手术成功与否和是否认真趴着有很大关系。硅油的作用是帮着视网膜重新长好。
不能阅读的痛苦
没有了好的视力,自然没有了写作的能力。宗璞回忆起视网膜不断地脱落,视力差得可怜的日子,觉得损失最大的,还是阅读。
对于从小躲在被子里看小说的宗璞来说,不能阅读真是残酷的事。文字给了她多么丰富,多么美妙的世界。小小的方块字,把社会和历史都摆在了面前。午夜梦回,开出一长串书单。白内障手术后,这些都未做到,但是希望并未灭绝。视网膜的叛变,扑灭了读书的希望,她不再能享受文字的世界,也不再能从书中汲取营养。
宗璞形容自己好像孤零零地悬在空中,少了许多联系,变得迟钝了,干瘪了,奇怪的是没有一点烦躁。她想既然自己在健康上是这样贫穷,就只能安心地过一种清贫的生活。
像父亲一样写书
宗璞又站在窗前,想起父亲在不能读写时,写出的那部大书,模糊中似乎看见老人坐在轮椅上,指一指院中的几朵蔷薇,粉红色的花瓣有些透亮。忽然间,“桃色的云”出现在花架边,他是盲诗人爱罗先珂―――笔下的精灵、春的侍者。
宗璞揉揉眼睛,“桃色的云”那翩翩美少年,手持蔷薇花,正含笑站在那里。
宗璞觉得:我不能读书,可是我可以写书。也许,我不读别人的书,更能写好自己的书。她用大话安慰自己,平心静气地告别阅读。
而1985年到2000年,在同一间书房里,同样是在双眼患严重眼疾的情况下,宗璞和父亲一样,用口授的方式写作长篇小说《野葫芦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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