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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层优化模型流域初始二维水权耦合配置摘要 结合新时期我国实行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基于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控制约束条件，将流域初始取水权与排污权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流域初始水权配置的主从递阶思想，构建流域初始二维水权耦合配置的双层优化模型，实现流域初始取水权与排污权在不同区域及其不同部门之间的合理配置。从经济角度体现流域整体的经济效益最大化，从社会角度体现流域内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从生态角度体现流域允许最大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严格控制。最终，实现流域初始水权配置中社会、经济以及生态目标的集成化，水资源数量与质量的相统一，提高流域内不同区域不同用水部门的用水效率、水污染物排放绩效，消除流域内不同区域之间的用水矛盾、水污染物排放冲突。并基于交互式决策理论，提出基于满意度的主从递阶交互式迭代算法对流域初始水权配置模型进行求解。结合案例分析，进一步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与算法的可行性。 关键词 流域；二维水权；初始配置；双层优化模型；交互式迭代 中图分类号 TV 2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0—0026—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0.005 水资源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之间协调发展的基本要素和战略控制性资源。伴随中国的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水资源的约束与环境压力日益凸显，水资源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最为稀缺的自然资源之一。明晰水权①已成为中国深化水利改革，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必要前提。水权管理的关键和难点是水权的初始配置。流域初始水权配置属于多地区政治协商、多部门共同参与、工程技术支撑、经济—社会—生态多目标集成的复杂系统决策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流域初始水权配置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首先，流域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各地区经济社会与水资源情况，提出初步的技术分配方案。其次，各地区、各用水部门对初步分配方案进行政治民主协商，并将协商结果反馈给流域水行政主管部门。最终，由流域水行政主管部门通过政府仲裁确定最终的分配方案。本文尝试研究流域初始水权配置的双层优化模型，为相关决策者提供理论支持。 1 文献回顾 目前，针对流域初始水权配置理论与实践工作，国内外学者们已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国外学者主要根据具体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制度、水资源情况、文化传统，沿袭了占用优先[1] 、河岸优先[2] 、条件优先[3] 和惯例[4] 等具有各自历史合理性的分配方法，通过立法和过程模拟进行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研究。Howe C.W.[5] 提出遵循灵活性原则、安全性原则、可预见性原则、政治的和公众的接受性原则，进行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的方法。Tracy[6] 建立了干旱期地表水与地下水水权管理模型，认为当地表水和地下水有水力联系时，通过地表地下水流模型可以确定流域中每一个井的有效引水量；Thurin和Steven[7] 建立了PROSIM模型，利用相关气象、水温、土地应用和系统数据来描述和模拟韦伯流域。模型可以连续地计算整个河系的可利用水量和基于优先顺序的水分配量。Jerson Kelman[8] 讨论了弱肉强食法则、线性配给制、时间法则和经济效益等几种分配机制，提出了基于不同用水户的机会成本的分配模型。Lizhong Wang，Keith W.Hipel等[9—12] 提出基于均衡水权的合作式水资源配置模型，研究分析了三种水权分配模型，即优先占用权配置模型、河岸水权配置模型以及字典式极小极大需求短缺比率模型。基于我国的国情水情，流域初始水权配置的公平与效率焦点问题在我国仍处于探索阶段，国内学者主要是通过系统地设计一套水权分配指标体系，确定不同用水部门的用水优先序位规则与发展目标，建立综合指标评价模型[13—16] 、多目标优化模型[17—22] ，对流域内各地区、各用水部门决策实体之间的水权进行分配，并在黄河、塔里木河、大凌河、抚河流域实践应用。2000年，胡鞍钢等[23] 首次提出中国水利改革发展转型期“准市场”水资源配置模式，在水资源配置过程引入政治民主协商机制，加强各用水决策实体之间的民主协商。基于此，吴丹等[24—29] 首次提出初始水权配置的主从递阶思想，并将民主协商过程用理论模型概化，建立了不同地区、不同用水部门之间的协商判别准则与双层优化模型，正确处理水权分配过程的公平与效率，从而保障获得的分配方案易被各用水决策实体接受。此外，王宗志[30] 首次提出将水量权与排放权有机结合，建立了二维水权理论分配模型，但分配实践过程缺乏政治民主协商，无法体现满意的分配方案。 吴 丹等：基于双层优化模型的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