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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李屺阳及路易·艾黎情系山丹培黎学校
母亲李屺阳及路易·艾黎情系山丹培黎学校路易·艾黎是一位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紧密联系的传奇式外籍友人,周恩来总理曾称赞他是“中国一位久经考验、意志坚强的朋友”。1918年1月,艾黎在新西兰加入远征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战争中受过伤,深知战场上的残酷。从亲身经历中,他明白什么是正义的战争,什么是非正义的战争,他立誓一生要为正义而战。1927年4月,艾黎来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国上海。在上海期间,结识了潘汉年、胡愈之等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为地下党和工农红军提供不少帮助。他在抗战中办过很多学校,也借助学校生产军民需要的各种产品,支援抗日战争。由于战乱的原因,最后只剩下在陕西凤县双石铺的一所培黎工艺学校。1943年,他陪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去甘肃玉门讲学,路过山丹,发现那里有许多庙宇空着可以做学校教室,于是这年学校由双石铺搬迁至山丹。这就是著名的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简称培黎学校)的由来。艾黎在山丹一呆就是10年,实践他的创造性教育梦想。他曾说:“在山丹与青少年一起度过的岁月是我一生中最快活、生活最充实的年代。”我的母亲李屺阳是一位老革命,解放前曾任陕甘宁边区妇联宣传部部长,解放后曾任甘肃省副省长等职,因探索农村职业教育改革,关注山丹培黎学校,和艾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结缘于《农民的希望》一书
母亲与艾黎结缘,也正是因为培黎学校。1982年,由于分管甘肃省教育工作关系,母亲曾专门到山丹详细了解艾黎和何克40年代创办的培黎学校校史,想从他们的教育改革实践中找到好思路、好经验。培黎学校教学宗旨是“创造分析”,“手脑并用”,注重实践,把教、科、农、工密切结合起来,把教育和经济建设密切结合起来,这正是为甘肃农村兴学育人指引了一条好路子。母亲对此感到由衷的欣喜和高兴,急切希望总结艾黎的教育思想,并希望由此走出职业教育的新方向。为此,母亲找到当时在兰州石油学校(解放后,艾黎40年代创办的培黎学校移至兰州,改为石油学校)工作的艾黎的义子段士谋。此时,段士谋正在翻译1959年艾黎写的一本英文著作,书中对培黎学校及其教学方式作了全面介绍。母亲喜出望外,1983年春夏之交去北京开会期间,她专程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老会长王炳南家中拜望,请他介绍到艾黎家中拜访,王炳南欣然应允。
在王炳南的带领下,母亲终于与艾黎见面了。母亲告诉艾黎,他所创办的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取得成功,说明他的教育思想是成功的,是适合中国农村需要的。他记录培黎校史的书,虽然已于1959年在国外出版,但如果整理出来在甘肃出版,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艾黎听后欣然同意。他同时还表示在改革开放的新中国,特别需要对教育改革进行探索。这本书的出版,或许可以起到一点启示作用。并提出,希望我的母亲挑起整理、编辑、出版的担子。他说:“对书的内容,你们在整理中随便怎么修改、增补、删节都可以,也可以作些结构上的调整,希望大胆地修改,只要突出我的教育思想就行了。”
此后,为整理和编译好这本书,艾黎多次送来当年培黎学校的资料和关于解放前夕的山丹的一些日记片断。后来,卫生部顾问、麻疯病专家、艾黎的亲密伙伴马海德,对出版这本书也产生了兴趣,捎话来说,创办培黎学校医院非常不易,希望增加一章有关校办医院的内容。马海德说,中国农村缺医少药,农民看病很困难,增加这样一章,有利于促进农村的医疗工作。对此,艾黎也同意增加。艾黎回忆,40年代培黎学校办的医院,在当地甚至远方的乡村中都很有名气,远在内蒙古阿拉善旗的王爷都领着儿子到学校医院看病,并说外科医生斯宾赛的夫人巴巴拉(新西兰人)回国后,曾写过一本《沙漠医院》。母亲后来也曾按照艾黎提供的线索多方寻求,可惜一直未找到,当时巴巴拉已病故了。母亲经过调查访问曾经在培黎学校医院做过手术的老人和当年跟随斯宾赛先生学过医术的老校友,结合其他资料,终于整理出“校办医院”一章。
该书初稿,以段士谋的译稿为基础,并经母亲整理,删去一些重复内容,删去“大跃进”期间报纸上引用的一些虚夸内容,增加了彭德怀在酒泉会见艾黎的情节。后来,母亲将稿件送作家赵燕翼和几位同志看后,大家感到要体现艾黎的教育思想,还缺一些内容,需要作较大的调整和改动。经过慎重考虑,母亲重新安排整理相关内容。她再次走访当年的老校友,还找到国民党时期曾担任过甘肃省政府建设厅厅长、解放后担任中国农学会顾问、黄炎培的女婿张心一先生,找到培黎学校的老教务主任郭玉含夫妇等。通过访问大量的知情人和实地考察,积累了大量鲜活的资料。母亲从大量来稿和调查材料中,筛选出许多珍贵的史实,并按问题归纳,将全书由原来的11章增加到18章,花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完成全书的撰写。新增内容,都经艾黎听读同意。艾黎对书稿感到很满意,高兴地写了《前言》。《前言》中写道:“特别感谢李屺阳同志对这本书进行了精心的整理、充实与修订,奉献给正向现代化进军的广大中国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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