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时期一起牵动侵华日军神经特大粮食贪污案.docVIP

汪伪时期一起牵动侵华日军神经特大粮食贪污案事发徐州火车站 1943年10月13日，夜幕笼罩下的徐州城，随着汽笛声的骤然响起，一列满载着粮食和其他物资的货车徐徐驶入徐州站。火车刚刚停稳，便有一队日本兵跑步进入车厢，一个日军少佐在检查中忽然发现，车厢中装有大量的白米，而自己手上拿着的由押车员交给查验的一张“特殊搬运证”上却明明白白注明是糙米。他当即下令扣留货车，并报请南京日军军部调查。 日军军部得悉此事后，立即向汪伪政府粮食部长顾宝衡查问。顾一听大吃一惊，很快将事况通过伪政府粮食部次长周乃文，电告伪江苏省粮食局局长后大椿和苏南米粮采购办事处处长胡政。胡政又发急电给无锡米粮联营社粮商郑子文，郑子文随即找到了无锡北塘同兴粮行许瑞棠同赴苏州，密商应付办法。 与此同时，南京日军军部电令无锡日本宪兵队，“须迅即侦破此案”。宪兵队派出密探孔某，他扮作从外地来无锡购买粮食的商人，于10月21日傍晚来到无锡北塘同兴粮行。粮行管事周铭接待孔在行内吃过晚饭，又邀孔到客房里吸大烟。一阵吞云吐雾之后，两人都过足了烟瘾，孔某突然取出证件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探问徐州火车站被扣留的粮食是从何而来？周铭当时还不知道粮食已被扣留，搪塞着说“买卖大都由许瑞棠经办，自己确实不知这事的内情”。随后，孔某将周铭带至日本宪兵队，一阵刑讯之后，周铭便招供了初步内情。 10月22日中午，许瑞棠由苏州回到无锡，得知东窗事发，想躲也躲不掉了，遂亲赴日本宪兵队自首，周才得以释放。 此案发生后，伪中央政府下令将粮食部部长顾宝衡、次长周乃文免职查办，后大椿、胡政被撤职查办。伪上海市政府外事秘书耿嘉基被逮捕押往南京。耿嘉基系上海松江人，曾留学法国，回国后不久便被委任为伪上海市政府外事秘书，与法租界巡捕房总监勃尔上校是莫逆之交。案发时，南京日军军部派宪兵队长到上海将耿嘉基拘捕带到车站候车室等待班车押解南京。耿的家属立即向上海日军宪兵队求援，宪兵队队长闻讯后亲自驱车前往候车室会见南京来人。经交涉后，因南京方面来人未带来正式公文，其军衔也比上海方面的低一级，所以南京方面没能将耿带走。双方约定，一旦南京方面有正式公文来上海，耿必须归案。耿虽然回到家中，却坐立不安、夜不能眠。自己的功名将毁于一旦，必将被押上审判台……忐忑中，他写下了一份长达万言的遗书，在夜深人静时举枪自杀。 此案所涉及的其他人员，如松江县伪县长唐克明，无锡米粮联营社郑子文、王永祥以及几家粮行的粮商沈云卿、朱志诚、唐炼候和许瑞棠等，都先后被捕关押在南京监狱候审。随着日以继夜地对案犯们进行连续审讯，此案逐步趋于明朗。 贪得十万雪花银 此案的首犯后大椿，在抗战之前曾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会的领导人之一。日本侵华后，因其妻和伪特工头目李士群之妻是结拜姐妹，其妻妹（即胡政之妻）和伪粮食部次长周乃文有亲戚关系，故在原商务印书馆编辑、伪教育部部长、大汉奸李圣五的介绍下，摇身一变当上了伪江苏省粮食局局长。 后大椿上台后不久，便将原任省粮食局水产管理处处长和邮政储金汇业处处长的胡政委派任苏南米粮采购办事处处长，主要负责在苏州、无锡、常州、松江、太仓一带的米粮采购业务。 虽然当时天灾人祸不断，但相比较而言，江苏省特别是苏南地区却是屈指可数的“产粮大户”。后大椿与胡政二人狼狈为奸，在掌权后不久便开始了贪污勾当。 1943年3月初，后大椿向青浦县一粮商购买糙米一千石，当时米价每石280元，后大椿预付了28万元支票。购货后，他不提货，坐待涨价。5个月之后，米价果真涨至每石900元，后大椿嘱咐米商不必交米，而可依照市价结算交款，米商不敢违抗，只得照办。利用这笔交易，后大椿一下子就牟利数十万元。 同年3月中旬，后大椿指令松江县伪县长唐克明采办粮食3万石，实际收购到32000石。后大椿知情后，委托其同学耿嘉基告知唐克明少报9000余石，由耿另托粮商沈云卿贩到上海市场出售。这一次又获利80余万元。 3月下旬，伪江苏省粮食局与日军签订了购买白米1万吨的合同，由省粮食局在吴县、吴江、无锡三县征购。结算米价款共3239万余元，日军仅付现金2738万余元，其差额和利息共短缺达570余万元。这笔欠款，日军给了后大椿一批肥皂、火柴、纸烟、食糖等配给物资作为补偿。后大椿却对这批物资做了手脚，将其中的3/10配给农民，而将其余全部投入黑市出售，他私人又非法获利270余万元。 4月上旬，昆山粮食巨商朱志诚在无锡米粮联营社副理事长王永祥的介绍下，结识了后大椿和胡政，并怂恿他将粮食局购粮的资金抽出一部分来收购面粉，然后由万丰粮行的唐炼候领取“糖食搬运证”运至南翔，再卖给商贩后私运到上海市场，这次共获利140万元，朱、唐等人仅得到少量酬金，大部分被后大椿、胡政瓜分。 4月中旬，后大椿介绍沈云卿与胡政相识，沈、胡以苏南米粮采购办事处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