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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房改”到“危改”,是非功过任评说俗话说：安居乐业。老百姓安居了才能乐业。 俗话又说：民以食为天，民以居为安。吃饭是天大的事儿，住房则关乎能否平平安安过日子。 俗话多来自群众语言，可见住房在老百姓生活中的重要性。中国是个有着几千年传承的农耕国家，土地是命根子，土地上再有了房，那就是产业。 自古以来，人们有了钱，甭管是一点点积攒下来的，还是意外发的横财，首先想到的就是要买房置地。这种世俗观念连王侯将相也概莫能外。 解放后，土地归属国家所有，在城市里，房屋也以公有制为主，有限的私房作为公有制的补充，充其量只起个调剂作用。再经过几十年的管制和教育，人们对拥有自己房子的欲望已经被极大地弱化。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建设迅速发展，许多政策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住房制度自然也得到了极大的调整和变更。市场经济了，商品房开始走进人们的生活。住房商品化，居民需要住房就得花钱购买，多年弱化的欲望又重新被点燃，买房成为摆在每个家庭面前的实实在在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住房制度改革迫在眉睫，然而推广起来阻力重重。事实上，北京市房改的直接突破口既不是“小步提租”，也不是出售公房，而是来自危房改造。 住房商品化伊始：这张大单谁来买？ 中国是个神奇的国度，中华民族是个智慧的民族。一旦挣脱束缚能量释放，便什么奇迹都会发生。住房同样如此。40岁以上的人大概都会记得改革开放前我们的住房状况，同样也能看到如今的城市面貌和我们的住房水平，用巨变来形容绝不夸张。 其实这只不过经历了20多年的时光。 对住房问题的重视始自上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地产和房产成为理论与实践都必须跨越的障碍，这也是必须由最高领导层才能解决的问题。中国的住房制度改革由邓小平提出，并于1985年开始着手解决。这一年的1月16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就改革住房政策问题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研究租金问题要搞个小组。以建设部为主，组织部、劳动人事部、财政部、体改委都要参加。搞出改革办法后，先在几个小城市试点，再在全国铺开。1月22日，全国住房租金改革领导小组成立。 2月，房改办开会，确定了“提高房屋租金，增加工资”方案的试点城市为唐山、蚌埠、烟台、常州四市（后又增加江门市）。此时，房改的实施内容还局限在房租的提高及如何提高如何补贴上。出售公房与住宅商品化也逐步提上了房改的日程。 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在1986年成为焦点，也许并非表明时机成熟，而是表明房改已经刻不容缓。从进程上看，它表现为从提高房租——出售公房——住房商品化。就算是“摸着石头过河”，也反映出领导层、理论界与平头百姓对住房共同的思想观念的转变。 在这种大形势下，北京市的情况又如何呢？ 1987年，张百发副市长发表了一篇题为《住房制度改革势在必行》的文章，实际上这大约是篇记者的采访，标题是编辑部后加的。百发市长在文章中说：“北京作为首都，解放后党和政府为解决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作出了很大努力。到1986年，累计投资100多亿元，建成住宅6000多万平方米，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住宅总面积的四倍半……去年竣工交用住宅501万平方米，创历史最高记录。但是，全市的住房供需矛盾仍很尖锐，各种缺房户有40万户，约占城镇居民总户数的四分之一，其中严重困难户有10万户。有简陋破旧的危房29片亟待改造。” 他说：“现行住房制度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统建统配、低租金、高福利。长期以来，这种福利制被当作社会主义优越性加以宣扬，结果形成住房等、靠、要，吃大锅饭。多年来，住宅建设都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建房越多补贴量越大。这种福利性住房制度，不仅使国家负担日益沉重，民用建筑业失去了生机和活力，消费结构畸形发展，也助长了一些人走后门，拉关系、以权谋房等不正之风。” 说到房子，这位多年主管建设的副市长也是一肚子苦衷，他借用其他领导的话说：建房难，分房更难，管房是难上难。这何尝不是他自己的慨叹呢？ 房改要改变旧的住房分配制度，逐步实现住房商品化。换言之，也就是甭管老百姓租房还是买房，都要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但老百姓口袋里有没有钱，愿不愿意掏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从诞生之日起就决定了它是一项举步维艰的大工程。 北京房改艰难起步 面对着从上到下要求房改的呼声，北京自然无法独善其身，更何况，北京市新住宅的建设速度虽然走在全国前列，可房改的阻力和复杂程度也居全国之首。 双轨制和多轨制是新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北京的房产管理也是如此，呈多头管理方式，有军队管理的，有中央直属机关管理的，有央企管理的，有市直机关管理的，有市属企业管理的，有房管局统管的，也有各中小企业自主管理的。管理机构不同，经费来源不同，管理办法各有千秋，不要说分配数量、福利补贴、维修资金差别很大，就是房屋的租金标准，中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