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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西夏法律制度的研究》——司法制度论文库----司法制度论文 --《有关西夏法律制度的研究》——司法制度论文库 摘要:由于史料的缺乏,有关西夏法律制度的研究较为薄弱,更无人对其司法制度进行研究。新近出版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为我们知悉这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方便。无论是司法机构的设立,还是诉讼审判制度的形成,西夏有与同时期宋、辽、金相似的一面,但也有羌族政权“因时立法,缘俗而治”的特殊方面, 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关键词:西夏 陈告司 审刑司 习惯法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唐宋之际,党项羌拓跋氏以中原王朝节度使的身份,统辖夏、绥、银、宥、静五州,在保全自己势力的基础上,伺机崛起,成为称强西陲的地方政权。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羌首领元昊称帝,建立以党项族为主体的独立王朝,史称“西夏”,先后与辽北宋、南宋金鼎足而立,传位十世帝王,持续190年(1038—1227),最终被元蒙所灭。 西夏建立之后,加速了从民族习惯法到封建法制的“汉化”进程,立法在大量吸收唐宋法制的前提下,也根据现实情况,保留了许多民族习惯法的内容,这就使西夏王朝在局部统一的过程中的法制建设具有了独特性,西夏的司法制度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范例。党项羌氏族部落社会时期,“俗尚武,无法令赋役”[1],调整社会关系的是不成文的民族习惯法,凡遇有民间纠纷,诉于官,“蕃族有和断官,择气直舌辩者为之,以诉讼之曲直,杀人者,纳命价百二十千”[2]。西夏建国以后,西夏统治者开始重视成文法的制定,他们以宋为鉴,了解、援引宋朝的典章制度。如宋仁宗放宫人207人“悉任所之”,西夏第一位君主元昊得此消息后,“阴以重币,购得数人,纳诸左右,于是朝廷刑赏、宫闱阴事,纤悉具知”[3]元昊不仅“明法律”,而且十分重视法治,他“晓浮图书,通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4],确立“尚武重法”的立国路线,“行中国法令”[5]。这表明至迟在元昊时西夏已有参照宋律而制定的成文法。西夏法律一再修订,发展至崇宗乾顺和仁宗仁孝时,似乎更加成熟和完善。乾礻右21年骨勒茂才所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记载,西夏诉讼程序已初具规模:“莫违条法,案检判凭,依法行遣,不敢不听,恤治民庶。人有高下,君子有礼,小人失道,失其道故,朝夕趋利,与人斗争。不敬尊长,恶言伤人,恃强凌弱,伤害他人。诸司告状,大人嗔怒,指挥扃分,接状只关,都案判凭。司吏行遣,医人看验,踪迹见有。知证分白,追干连人,不说实话,事务参差,枷在狱里,出与头子。令追知证,立便到来。子细取问,与告者同。不肯招承,凌持打拷,大人指挥。……伏罪入状,立便断止”。伤害案件大都由背道失礼、趋利争斗而起,案件一旦发生,被告人可赴官府告状,都案即派人勘验现场,拘捕犯人,传唤知情人作证,犯人不招供,还可刑讯以得实情,直到审问明白,犯者伏罪,然后根据情节轻重定罪量刑、执行惩罚。整个司法过程依法而行,环环相扣,步骤完整,这只有在法制较为健全的社会方能兑现。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对西夏旧的法典重新修改增补,汇编成《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旨在“为民取则,为世除恶”[6]。这是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刻印颁行的比较系统、完备的少数民族执政的封建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20卷,分147门,共1463条。它以刑为主,诸法并存,在承袭唐宋法典基本精神的基础上,法典的编篆体例和条文的内容方面都有所创新和发展。第九卷、第十三卷主要是有关司法、狱政、诉讼内容的法律规定,第二卷、第二十卷主要是有关审判内容的法律规定。依据这些史料,本文拟对西夏的司法制度作一概要论述。 一、司法机构 西夏建立之前,元昊着手“更祖宗成规,藐中朝建制”[7],“设官之制,多与宋同”[8],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三司(户部司、度支司、盐铁司)为国家行政、军事、财政最高机关。此外,御史台掌管监察、弹劾,另有一府(开封府,管理西夏都城兴庆府)、六司(翊卫司,职掌宿卫、戍守及侍卫扈从;官计司,职掌官吏人事调动和补阙;受纳司,职掌仓储保管及收支;农田司,职掌农田水利,粮食平粜;群牧司,职掌马匹饲养、繁殖和交换;磨勘司,职掌官吏考察和升降)、两院(飞龙院,职掌御马供养;文思院,职掌供御仪物乃服饰制造)[8]。中央官吏,“自中书令、宰相、枢密使、大夫、侍中、太尉以下,皆命藩汉人为之”[9],由党项人担任的官职,以番号命名,如宁令、谟宁令、丁卢、素赍、祖儒、吕则、枢铭等。元昊建西夏后,于宋宝元二年(1039年),增设尚书省,置尚书令,“考百官庶府之事而会决之”[3],同时,将中央机构增加为十六司(经略司、正统司、统军司、殿前司、皇城司、三司、内宿司、巡检司、陈告司、磨勘司,审刑司、农田司、门司、群牧司、受纳司、承旨司),管理政务。其中,陈告司,掌管受理全国案件的告诉;审刑司,掌管全国审判和司法行政事务,是规范的中央司法机构。实际上,在西夏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