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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论政,川大新闻学笔记课件
“文人论政” Discussing politics from literati “文人论政”是什么 文人论政是一套关涉中国知识分子以文章参与国事的话语体系。 文人论政,或说文章报国,是中国士大夫即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传统。如:春秋,董狐笔,“崔子弑其君”;魏征,唐太宗,十诫;汉代的陈蕃、李固;宋代的太学生;明代的东林党人等。 新闻史上“文人论政”的“文人”,主要是以新闻为职业的报人。 所谓文人论政,实际上是报人以新闻职业的方式从事时事评论。 “文人论政”传统之形成 文人论政是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一个好的传统;近代报刊传入中国更为“文人论政”提供了一个平台;文人在文化上及话语权方面的垄断优势。 早期中国的报纸基本掌握在有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手中; 报纸传入中国后,报业管理制度大体上是一种登记制,政府一定程度上认可民间有办报纸的权利,民间报业的生存有制度保证。 “文人论政”发展沿革 文人论政的历史,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发起、兴盛,横跨建国前后。 王韬首先借《循环日报》畅言时政,可谓开文人论证之先河。随后更出现了梁启超张季鸾等一大批优秀的政论家。 在1949年前的中国新闻传统里,文人论政是中国新闻最宝贵的财富。 “文人论政”与《大公报》 《大公报》的历史经历了四个阶段:英敛之时期(1902-1916),王郅隆时期(1916-1925),新记公司时期和1948年以来的香港版时期。 英敛之对报名的解释是: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 大公报坚持文章报国,恪守文人论政的本色。 1923年新记《大公报》改组,“大公报是一个论政机构”,“既许身立论,就不旁骛”。 1927年以后,自我标榜为“文人论政”,把政论传统向右发展。 新记《大公报》打着“文人论政”的旗号,善于运用报纸特点,刻意求新。 评说《大公报》与“文人论政” 李纯青:文人论政的主要内涵是“新闻自由、民族概念和感情”,既有董狐直笔的旧知识分子传统,又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梁厚甫:“什么叫文人的报纸?……文人报国有心,而回天无力,于是寄希望于白纸黑字的报纸,把心内蕴藏去告诉人家。” 胡适:“发表负责人的言论。”政治不是政治家的专利,包括文人在内的国人,都可以利用媒体来发表对国是的意见。另外还有舆论监督、提供生活资讯等等。 评说《大公报》与“文人论政” 胡政之:“我们始终是一个有理说不清的秀才。” 王芝琛《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在风云激荡的年代里,《大公报》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相号召,秉持所谓民间立场,超然于国共纷争之上,期望以自己的舆论来影响中国社会的进程,无奈却处处碰壁。共产党讥其对蒋介石‘小骂帮大忙’,国民党斥之为‘新华社的应声虫’,并几度将其查禁。最后,《大公报》奋力发出的那点儿微弱的声音,终为国共双方的隆隆炮声所湮没。” 方汉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文人的抱负,近代中国处于积弱状态,振兴中华是近代文人论政的主题。”“《大公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实践起文人论政,它可以算是中国新闻史上文人论政最杰出的典范。” “文人论政” ——张季鸾办报思想核心 1、“文人论政”,是张季鸾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报业特点的概括。 《本社同人的声明》:“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如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2、“文人论政”体现了报纸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 “无负社会”“然只此而止,其奈此混乱之新邦何乎?”“客观记载,愈求其详,主观论断,更期其勇。”“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岛之责任”。 3、“文人论政”,集中体现了张季鸾的“言论报国”、“新闻救国”的思想。 “文人论政”—— “四不方针”的出发点与归宿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连带关系已耳;声明不以言论做交易;本社同仁除愿忠于报纸固有职务外,并无私图;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实施,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陷于盲。” 若要利用报纸实行“文人论政”,报纸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具有独立地位。 “文人论政”办报思想下的《大公报》评论写作实践 《大公报》重视言论写作,视之为报纸的特色之一。 张季鸾主持下的大公报,大都结合当天发生的新闻,而提出的见解又多精辟而不流于俗。有时还把不能见报的内幕新闻,在评论里透露出去。 评论主要涉及:指责权势人物;宣传苏联建设成就;反复阐明政治理想;反对战争、反对屠杀、反对暴政;从“缓抗”到积极抗日;主张坚持抗战,痛斥叛国投敌。 “文人论政”的局限性 1、“文人论政”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办报思想,它的目的是维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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