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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由立场反动发展到反革命小集团今年五月，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决了一个反革命集团的案件。参加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都是十九就到二十二岁的青年。其中大多是上海市第一医学院、浙江大学、交通大学、上海机床技工学校和格致、长宁等中学的学生。几年来这批反革命分子潜藏在各个学校，进行了猖獗的反革命活动，他们的最后目的是阴谋举行暴动，颠覆人民民主政权。 从立场反动发展到反革命 事情是从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当时上海格致中学等有这样的几个学生：杜通泉，他父亲当过伪保长，为非作恶，犯有血债罪行，镇压反革命时被政府判处了无期徒刑；张维珊，他父亲曾当过二十五年的伪巡捕房的警察和巡官，他哥哥也做过伪巡官等职，解放后，“巡官”作不成了，家中没有非法收入，生活也不如以前了，金忠彬，出身於资产阶级家庭，外婆家是地主，土地改革中被斗争。这几个人解放以来，没有接受党的教育，对於他们作恶多端的父兄、亲属不仅不痛恨，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反面站住反动阶级的立场上，对人民政府和新社会表示强烈的不满。这三个人和每一个家庭过去也在反动政府做事、深受反动思想影响、又不愿接受新社会对他的教育的唐光武，很快地熟悉了，他们彼此臭味相投，经常聚集一起，发牢骚、说怪话，暗中收听“美国之音”，互相传播反动思想。杜通泉曾说：“共产党领导下的生活，太不自由，只允许你前进，不允许你后退。只有美国生活才是真正自由的生活。”这些话，在他们中间是深深得到共鸣的。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七日，他们在外滩公园聚会，谈起了他们的“远大理想”。他们幻想自己将来成为“大好佬”，成为“干一番大事业”的“英雄”，比如金忠彬美着望“世界上都知道有我金忠彬”；他们要“报仇”张维珊说：“如果我将来作了要人，政权拿到手，我要……”。他们越谈越起劲，在强烈的阶级仇恨和腐朽的个人名利思想的支配下，这撮毒菌，开始萌起了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念头。 当时，他们也感到干反革命勾当，自己还缺少经验。为了学习反革命的本领，他们在书摊上买了“步兵操典” 、“童子军操典”等书籍来传阅，积极作好准备。一九五三年年底，班上几个团员发现了他们鬼鬼祟祟的活动，便把这个情况向团组织反映了。他们本来就“看不惯”团员和进步同学，知道这件事后，更愤恨在心，处心积虑地去打击、暗害团员和进步同学。他们先是写信给学校行政，以两个团员有病，会传染人为藉口，要求校方勒令这两人退学。学校当然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又写信给“解放日报”，这个阴谋也失败了。但是，这些从阶级仇恨出发巳经变成了反革命分子的家伙并不死心，相反的，手段更加毒辣。他们偷偷在金忠彬家里制造了砒霜，并乘人不备把砒霜放在团员田晶、周丽娟的饭盒内，一连下毒三次，只是由於他们配方错误，才没有毒死人。 这次放毒以后，他们的胆子更大了。他们又开始试制炸药和化学武器等。他们又认为光靠三、四个人，成不了什么“大事”，还必须扩大反革命的队伍，以便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活动。于是张维珊和唐光武参加了基督教，企图在教徒中物色“对象”，并利用教堂做为反革命活动的场所。 政治阴谋 在上海长宁中学，本来也有个反动小集团。这个小集团中的五个人大都因为出身於反动家庭而对政府不满。其中的一个名叫杨士斌，他后来在学校的教育和同等的帮助下，有些转变，学习和工作也一度表现积极，因而被吸收参加了青年团。但他在入团的时候，欺骗了组织，没有把小集团的事讲出来；入团以后，他也知道不向组织交代这件事是错误的。又始终缺乏向组织忠诚老实的勇气。他还这样想：“能隐瞒住，就隐瞒算了吧。反正我也不参加小集团了。” 向组织隐瞒自己政治问题的人，能有什么好下场呢！就在这时，一九五三年四月间，正在四处寻找“对象”的张维珊和金忠彬等人经过坏分子的介绍，发现了这个对组织不忠实的杨士斌。来往了几次，最初杨士斌还怕“出事情”，不想参加，后来张维珊就写信给他，称赞他“爱国（按：实为叛国）热情，高超非凡”，“应争取作一个不平凡的人”，他就动摇了。他想，不参加吧，他们“大概巳经知道我过去的活动”；参加吧，“将来事业有了发展，自己就是有功劳的人”。把柄在人家手里，再加上严重的个人名利思想，杨士斌和小集团中其他四人就都决定参加了。於是，两个反革命集团就这样合流了。 合流后，他们曾开过几次会议，策划和布置反革命阴谋活动。这时，他们已经从中学毕业，除杜通泉失学在家外，其他人都分别考入上海和杭州的大学和专科学校。一九五三年秋天他们又开了一次会，为了参加和主持会议，金忠彬还远道从杭州赶来上海，在这次会议上。互相介绍了“工作”情沉和经验。一致同意成立正式的反革命组织，准备定名为“中华党”或“三民主义小组”，并且制订了反革命的“政治纲领”、“守则”和“工作大纲”。会议中，杜通泉还根据“美国之音”分析了“国际局势”。他说杜勒斯正在积极备战，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会爆发，“假如世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