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知识分子十年(1949-1959).docVIP

一个知识分子十年(1949-1959)1949——1959：多么令人心花怒放的十年！多么幸福的十年！ 中国有一句老话，“人在福中不知福”。今天有许多没有超过团龄的青年，在十年前还是戴红领巾的年纪，这些在幸福环境里成长起来的青年对自己是多么幸福，体会的也许不太深刻，“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反之，像我们这些在“鲍鱼之肄”被臭味董了大半辈子的人，一旦走入“芝兰之室”，也许是有些体会可以同青年们谈谈的。 我不否认，正是由于我们曾经久居“鲍鱼之肄”，不但“不闻其臭”，而且入了“芝兰之室”，反而很不习惯，经过了相当时期才学会了鉴别香臭。 在旧社会，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受过资产阶级教育。其中虽然有少数很早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也有一些自暴自弃，与官僚、军阀、地主、资本家同流合污，有意识地与人民为敌；但大多数则自以为“超政治”、“超阶级”，“爱国不后于人”；自己学了一技之长，就想用自己那一点有限的本事去“救国”，想使祖国繁荣富强。于是他们就抱着“工业救国”，“农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乃至“艺术救国”，“音乐救国”……等等各式各样、各行各业的“救国”之志，想去救他们心目中的祖国。当然，“救”来“救”去，“国”知一天比一天“糟”。许多人就灰了心，只求“苟存性命于乱世”，关起门来“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想著书立说，“藏之名山，传之后人”。 在那样一个旧社会里，我自己又是怎样的呢？想起来真惭愧。我的确热爱祖国，但我的专业是建筑。建筑就是盖房子。别人也许都想过用自己的本事来救国，我却从来没有抱过什么“建筑救国”的宏愿。盖房子又怎么能救国呢？我既不能把建筑与救国结合起来，虽然看见许多人扔掉了本行去闹革命，自己却又舍不得扔掉自己的本行；虽然常嚷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土地私有制，可以顺利地实现城市规划，却不想积极地去为社会主义的早日来临而奋斗，只是安于现状。社会主义固然好，但是既然还没有社会主义，我还是照样地搞我的中国古建筑。我虽然有时不得不去找反动官僚、学阀为自己的研究工作筹措经费，但我以为自己是“高尚的莲花”，能够“出污泥而不染”，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解放前二十多年，一面到1948年十二月清华大学获得解放，我就是那样糊里糊涂地过了半生。并且不是“出污泥而不染”，而是已染得满身污泥而自己还不知道，对于“鲍鱼之肄”已经习以为常，“不闻其臭”了。 感谢我们伟大的党，在将近十一年前，把北京解放了。使我们的眼睛头一次看到光明。但是，长久习惯于暗无天日的眼睛，骤然站在光辉的太阳光下是看不清美丽的风景和颜色的。长久生活在旧社会里的人，一旦漂进了新社会，也是难以立刻认识新社会的。从获得解放的时候起，我们的党就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抱着治病救人的“菩萨心肠”，谆谆不倦地帮助我们，教育我们，使我们的立场逐步转变。 今天，在庆祝我们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我为我们的“接班人”高兴，同时也为自己高兴，感到自己同你们一样年轻，还可以学习、工作几十年。 然而，这一点心情是得来不易的，它是经过尖锐的思想斗争而得来的幸福。这种幸福感将永远不会减少，将会与日俱增。 十年来，我的确是有了些转变，——也许可以说相当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概括地说来，大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从1949年年底清华大学获得解放，我第一次接触到解放军战士和党的干部起，到我参加建设工作止（大约半年期间），是第一个阶段。在这阶段中，我以好奇的眼光，赞叹解放军和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和作风，解除了我过去受了反动派蒙蔽和歪曲而形成的一些错误观念，觉得共产党挺不错，党员很和霭可亲。 第二阶段约四年半，是我利用党对我的尊重和信任，抱着“士为知己者用”的雇佣心情，想大大发挥一下自己多年的抱负，以“专家”、“教授”高高在上的姿态，拼命地自我表现的时期。在这期间，我参加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和“理论学习”。我发现自己的“学术威望”和政治地位在“步步高升”，我的尾巴也跟着越翘越高了。我一方面看到在党的领导下，祖国的一切欣欣向荣，越来越打动我的心，觉得党的确光荣伟大。另一方面，又觉得党就是不懂建筑。在建筑的领域内，我的本事还不能充分发挥出来，我想“教育”党的领导同志怎样认识建筑学；在工作中把领导的指示当作“外行话”，不但不去贯彻，反而争辩不休。总而言之，我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虽然为祖国一切其他成就而欢欣鼓舞，但同时又为建筑搞得“不好”而发愁。 第三阶段是从1955年初全国性的建筑思想批判开始到1956年夏的一年半时间。这是我初步认识到自己学术思想的错误的时期。党和全国建筑师对我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批判给了我深刻的教育，我体会到党对建筑事业的方针政策确是真正代表了广大群众对建筑的要求和希望。党对制订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