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伟业戏曲创作看明末清初文人历史意识及遗民心态.docVIP

从吴伟业戏曲创作看明末清初文人历史意识及遗民心态改朝换代的特殊历史时期，总会涌现出一批批或高洁或卑劣，或忠贞或懦弱的人。明清交替之时，这一现象尤为突出。当先进的民族被落后的民族所统治，当进步的文明被野蛮文化所践踏，那些愤懑的知识分子只能用文字去发泄内心的悲号，诉说心底的悲哀。 一、吴伟业的戏曲创作 作为明清之际的文坛泰斗，吴伟业也经历了这种丧国之悲痛和无所依托之彷徨。他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张博曾赞赏其曰：“人间好事皆归子，日下清名不愧儒”。正因仕途上的春风得意，他内心充满了对崇祯帝赏识自己的感激。但是个人的力量在历史的进程中毕竟那么微不足道，眼见山河陆沉，舆图换稿，吴伟业与那些漂泊的知识分子一样，身经动乱，见证并面对历史的变迁和国破家亡的社会现实。这种幻灭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他们的创作中，通过诗文戏曲表达深沉的民族情结和难以解脱的兴亡感叹。笔者试以吴伟业为例，通过对其戏曲创作的研究和分析，力图更好地解读明末清初文人墨客特殊的历史意识以及遗民心态。 虽然吴伟业在文坛素以诗文著称，但在笔者看来，他的三部剧作，杂剧《临春阁》、《通天台》和传奇《秣陵春》，也都表达了他对自身处境、现实人生际遇和易代之变的深刻思考，为我们展示了一位遗民知识分子的心路轨迹。这种特定的基调和情绪极具代表性，笔者在此以前两剧为重点分析。 （一）一代王朝衰亡的挽歌——《临春阁》 《临春阁》取材于《隋书·谯国夫人传》和《陈书·张贵妃传》，主要描写冼夫人和张丽华曾经的备受恩宠以及陈国灭亡后她们的不幸遭遇。《临春阁》塑造了一文一武两位女杰，先是夸赞冼夫人智勇双全，为一方百姓，报一国之君，以“忠贞”作为自己处世的准则。文者乃贵妃张丽华，文采飞扬，辅佐着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皇上，却能保持着“后妃之德”。但陈后主投降后，她却被诬陷为“女宠乱朝”，含恨而死。冼夫人得知后，亦看破红尘，入山修道而去。陈芳在《清初杂剧研究》中指出，“此剧盖以陈后主比明福王，冼氏无谒陈主事，系借秦良玉奉诏勤王，入都陛谒之事。”（陈芳《清初杂剧研究》第96页，台湾学海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秦良玉是宣抚使马千乘之妻，骁勇善战，有勇有谋，曾先后被封为总兵官、一品夫人。崇祯年间，入京见驾，崇祯皇帝赐诗曰：“他日功成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 （杜桂平《清初杂剧研究》第2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她的经历与冼夫人的经历如此相似，而陈后主的贪图享乐与崇祯皇帝的不务正业如出一辙。吴伟业通过艺术的构思和提炼写出了《临春阁》这样一部标志着一代王朝衰亡的挽歌。同时，《临春阁》也是对于明王朝覆灭的真实写照和理性反思。在男权社会中，一个国家的重任却压在了两个女性的身上，简直是莫大的讽刺。眼看敌军大兵压境，皇帝却依然整日沉迷享乐不思进取，指望着“今日得贵妃做词学近臣，冼氏任边关大将。你二人一为我看详奏章，一为我巡视山河，朕日与二三狎客，饮酒赋诗，好不快活也！”(邹式金《杂剧三集》第一集第26页，影印本)朝廷太监当道，文武百官只顾填充私囊，全不顾国家安危，一见势头不好，便借口女宠乱朝，将亡国的罪行全部推到女流之辈身上。一死国，一去国，命运不同，但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主题却是相通的：“国家缺乏栋梁之才，消亡是无法挽回的，个人的愁肠百结和哀痛自陨都无济于事，寻求解脱和超越既是最佳选择，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杜桂平《清初杂剧研究》第211页）作者意在借陈亡的历史影射明亡的现实，抒其愤，寄其哀。这也是明末清初士大夫的普遍思想倾向，但与其他时期的此类作品相比，《临春阁》又有着其独特之处。 在《临春阁》开场之处，写冼夫人受陈王朝召见，自表其忠贞。此举旨在将本剧的立意定位在对“忠贞”的颂扬上。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张丽华与冼夫人之间的“君臣之遇”和“生死交情”便渐渐盖过了所谓的“忠贞”。冼夫人身经丧乱后，这种个人情感的怆痛远远大于山河易主所带来的哀伤。更让冼夫人怅恨不已的是贵妃的知遇之恩未报，眼见她国亡身死，自己却无力相救。而陈后主的软弱投降，江山舆图的颠覆，也无暇顾及。她所忠贞的到底是大陈王朝，还是那个对自己有着知遇之恩的人呢？她所悲痛的到底是王朝的覆灭，还是自己得到了却又失去了的无上恩宠？与其他的亡国时期相比，明末的国家观念以及信仰层面的国家凝聚力已经非常淡薄，并且这一现象广泛存在着。这也是当时社会心理的反映。但是，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吴伟业对崇祯皇帝有着很深的个人感情，冼夫人的遭遇不也正是吴伟业所能感同身受的吗？当得知崇祯皇帝自缢后，吴伟业失声痛哭，也欲随崇祯帝而去，幸亏家人及时发现，才得以保全性命。对国家的忠贞变成了对一人知遇之恩的回报。“其悲苦失落，伤心愤懑正如冼夫人，愤的是对国家沉沦的不满，苦的是自己命运的沉浮，悲的是知遇之人的亡去，伤的是自己名冠天下又如何继续，这些不可与人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