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实际出发来看农村问题.docVIP

全面、从实际出发来看农村问题最近我有机会阅读一些青年学生和青年干部寄给“中国青年”编辑部的信，这是他们在春节期间回到故乡省亲访友以后写来的。这些信反映了对农村的一些看法，其中比较普遍地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说农民的生活很苦，一个是说基层干部的作风很坏。 应该说，这是两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农民实现合作化，发展农业生产，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为了改善生活，过幸福的日子。合作化以后，农民的生活如果坏了，谁还有心思建设社会主义呢？基层干部是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是农民群众最直接的领路人。他们的作风如果很坏，怎样能把农民群众带动起来呢？ 对于这两个问题，我愿意谈谈自己的意见。 三月二日，人民日报一版登了一条新闻，说：中共山东省委为了深入地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在春节期间，派出一批干部，向他们在农村的亲邻进行调查访问。这些干部调查了十九户社员，其中有十户老中农、四户新中农、五户贫农。在这十九户农民中，1956年收入和消费额都比抗战前显著增加的有十五户，收入增加、消费额略为减少的有一户，收入、消费额都比抗战前减少的有三户。 我觉得，再没有别的材料比这个调查报告更有说服力了。这十九户农民的生活状况，就是目前我国农民生活状况的缩影；这个材料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完全可以根据这个材料概括地说一句：从全国范围来讲，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已经超过抗战以前；少数农民的生活水平，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完全达到抗战以前的水平；个别的则比抗战以前的水平降低了。 事情本来应该这样。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如果没有提高，他们怎么会这样从心里拥护党和政府？“我们的革命胜利了”这句话还有什么意义呢？ 为了说明全国农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的情形，可以举出两个数字：一、现在全国农民的收入大大超过抗战以前，负担却远远低于抗战以前。大家知道，从1952年起，我国的粮食产量已经超过抗战前最高年份的11．3％；以后逐年增长，到1956年达到三千八百多亿斤。农民除了把相当纯收入7％的粮食和现金缴给国家，作为自己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税负以外，其余全部归自己支配。而在抗战以前，全体农民要以地租、利息、赋税的形式，把纯收入的37％以上缴给地主、高利贷者和反动政府；贫农、雇农因为完全没有或者只有少数生产资料，每年付出的地租、利息和赋税，常常达到纯收入的70％，相当目前农民负担的十倍。农民的收入既然增加，负担既然减轻了，生活水平怎么会不提高呢？二、在解放以后，农民的生活是逐年提高的，可以说一年比一年好。拿粮食消费量来说：1956年粮食产量比1955年增加了200多亿斤，国家征购的粮食却比1955年减少了几十亿斤。这样，农民消费的粮食就增加了200多亿斤。棉布，全国农民在1949年消费了四千五百二十六万匹，在1956年消费了一万一千三百七十八万匹，增加一倍半以上。许多高级消费品，像自行车、绒毛衣、手电筒……在抗战以前很少下乡，现在逐渐成为农民惯用的东西了。 前面列举的两个足以说明全国农民生活状况的数字，是确确实实，稳当可靠，任何人都颠朴不破的。今年过春节的时候，还有些农民埋怨政府供应的猪肉少。有人由此得出结论：“农民生活水平确实不高。”依我看来，农民埋怨吃的肉少，正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已有提高，对生活的要求也可能相应地更加提高了。这当然是好现象。在抗战以前，贫苦农民把春节看作“年关”；地主催租，债主逼债；农民东藏西躲，求一团圆饭而不可得，哪里想得到肉多肉少的问题呢？ 当然，我们同样应该认识，我们的国家太大，人口很多，情况十分复杂，不管什么事情，都不可能要求整齐、划一、到处一个样子。还拿农民的生活水平来说，总的看来是提高了，提高的比例还很不小。但是，也有一部分农民，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极少数人的生活甚至暂时降低了。这里边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据我看，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的，大约有这样四种人： 遭受重灾的农户。在我们这个地跨热带、温带、亚热带的大国中，气象条件十分复杂；多少年来，由于水利不举，河道失修，经常发生水、旱、虫、雹等等灾害。据统计，从秦（公元前二四六年）到抗日战争开始的那一年，在大约两千年的时期中，平均每年要发生一次较大的水灾或早灾。解放以来，国家为了 消除和减少自然灾害，投资之大，用力之多，远远超过解放以前的任何朝代。灾荒大大地减少和减轻了。但是，依我们目前的财力、技术和建国时间来说，还不可能完全防止和消灭各种天灾。不要说1954年和1956年的大水灾给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就是丰收年月，也会有部分地区受灾减产。在1956年，许多遭受灾荒的农业合作社，经过坚毅持续的努力，战胜了灾荒，并且取得丰产的成绩。可是有些农业合作社因为受灾过重，或补救不力，也成灾减产了，社员的生活水平也降低了。我看到的许多青年学生的信，正是从灾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