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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音乐物质文化创新及继承摘 要：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云南少数民族乐器在经历多次改良后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成果，为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本文从云南少数民族乐器改良的历史及现状分析入手，通过对具体案例的研究，提出当下云南少数民族乐器改良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音乐艺术；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乐器；改良 中图分类号：J026 文献标识码：A 据20世纪80年代轻工业部原乐器研究所调查情况显示和《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记载，流传在我国云南的各类吹、拉、弹、打乐器有百种之多，它们形态各异、特色鲜明，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反映出各族人民的思维方式、风土习俗、审美情趣，并展示了深邃的民族精神和艺术魅力。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了使云南少数民族乐器的乐器性能有所改进，适应现代作曲技术创作及人们审美的需要，在大批乐器制作技师与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下，少数民族乐器改良工作一度形成热潮，并涌现了一批优秀成果，这些改良后的少数民族乐器在乐器表现力，音域、音量方面均取得了重大突破，如巴乌、吐良、葫芦丝、小闷笛等少数民族乐器，通过不断革新变化，已成为民族乐器中的明珠。改良成果为弘扬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使我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时至今日部分云南少数民族乐器在音量、音域、音准等诸多方面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乐器的物理属性等方面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提升。另外，从乐器制作层面来看，云南很多少数民族乐器其本身是个性很强的独奏乐器，如果强行对乐器音准、音域、音量按照现代乐队的标准进行改良，反而会削弱其本身的特色。若在尚不完全掌握改良科学进程的基础之上，对乐器采用新的制作材料，并参照西方铜管木管乐器的标准进行加键以扩展音域，增强音量，规范音准，反而会使乐器本身突出的个性减弱，这与乐器改良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如何在保持云南少数民族乐器原有音色、演奏个性的基础之上，运用现代乐器制作技术、乐器学的相关理论对其进行改良与理论、技术创新已经成为民族音乐界当前的一个重要科研课题。 一、云南少数民族乐器改良的历史与现状 据《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与原文化部乐器研究所及其他相关文献记载，云南少数民族乐器改良事业的发展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世纪40年代初期至末期，这个阶段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对少数民族乐器相关数据、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上。在老一辈民族音乐家林之音、杨放、张宝荣等人的努力下，通过对彝族月琴、葫芦笙等少数民族乐器的摸索收集工作，整理出一批重要的文献资料（如对彝、哈尼、壮等各个民族的多种乐器进行详细、科学的绘图，同时对乐器调性、音位、指法作严格的标记，并将相关乐曲整理汇编成册等等） 第二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末期，这是云南少数民族乐器改良的探索阶段，在全国民族乐器改革工作蓬勃开展的趋势影响下，云南少数民族乐器改良事业蓬勃开展，涌现了一批改良的新品种。如吹管乐方面的改良巴乌将竹制簧片改为铜制簧片，有效移动吹孔附件的音孔来达到增大音量与演奏灵活的目的。拨弦乐方面如改良后的阿细三弦可以有多达五种的型号，能够组成一个简单的拨弦乐声部组，不仅能弹奏还能拉奏，善于演奏悠长的旋律。 第三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至80年代末。虽然之前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许多研究工作被迫终止，很多成果被毁于一旦。但是在众多乐器制作技师、民族音乐研究者的努力下，云南少数民族乐器改良事业还是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众多改革者吸取了西洋管乐器制作技术的环键原理，积极运用声学、物理学等交叉领域的学科知识，有效扩展乐器的音域，改善其发音的质量，提高了乐器音准保持的稳定性。如吹管乐改良作品加键七孔小闷笛，由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歌舞团赵立德在传统闷笛基础之上进行改良，参照单簧管的按键装置原理，在乐器本身增加两个按键，解决乐器演奏的生理问题，同时依据竹笛的发声原理，在管身下部增开一个笛膜孔，以提高低音的明亮度。为了提高音准的稳定性，还在哨与管身之间增加调音管，并在管尾设置了辅助持笛的笛勾。 较之前两个阶段的乐器改良工作，云南少数民族乐器改良更加趋于理性。在主管乐器改良工作的云南省文化厅、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音乐研究室领导下，先后召开了多次乐器改良研讨会，对乐器改良的指导思想、基本原理进行讨论，形成了许多有建设意义的宝贵意见，逐步将云南少数民族乐器改良从单纯的技术实践转到与声学、物理学、材料学理论学科相结合的道路上来，并促生了一批性能优越、音色、音质上乘的乐器产品。如弹拨乐器中音“达比亚”、打击乐器玻璃钢定音象脚鼓便是与材料学、物理学、声学专家合作研发的改良乐器，不但从制作材料到制作工艺都有了较大提高，而且以较高的乐器性能获得了文化部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