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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在刑事案件证据调查中角色重构摘要：我国刑事案件的证据调查主要由公安、检察机关进行，在现实中他们与法院形成相互配合的关系，而相互监督的作用难以实现。而律师在刑事案件证据调查中的角色缺失更使得犯罪嫌疑人处于完全弱势的地位，其合法权利无从保障，刑讯逼供、冤假错案容易滋发。本文针对我国现实中刑事案件角色缺失的现状，对律师在刑事案件证据调查中的角色进行重构提出建议。 关键词：律师 刑事案件 证据调查 角色缺失 角色重构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分别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侦查权，相互独立、相互配合、相互监督，这三个机关在日常的工作中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往往彼此照顾各自的利益，而相互监督不足，使得原本他们相互制约的权力形成了一股对付犯罪嫌疑人的合力。而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往往在刑事诉讼证据调查中角色缺失，从而使得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无从保障，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他们一旦被公安机关认定为犯罪嫌疑人，那么他们被无罪释放的可能性很小，而一旦被检察院批准逮捕，法院轻易不会判无罪，即使是“疑案”，也是从轻裁判。 一、从杜培武案说起 杜培武案是我国一起典型的冤假错案。杜培武因涉嫌故意杀害其妻子王晓湘和原石林彝族自治县（原路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于1999年2月5日被云南省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同年10月20日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00年7月6日，因杀害王晓湘、王俊波的真凶落网，杜培武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无罪。杜培武案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大的反响，给我们的法制事业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可以说，这是我们法治建设中的耻辱。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尤其是一个冤假错案，给我们的法制带来的损害是不可估量的，它甚至比一千次公正判决的影响力还要大，它使公民对法律司法的信任荡然无存，从源头污染了法治的活水，使“司法尊严如失贞的皇后，望之俨然却人人鄙夷”。 ① 杜培武案件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它作为前车之鉴，值得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刻的反思，因为导致杜培武案件的因素至今仍然在中国社会存在着，冤假错案仍然还在继续发生着。 通过对杜培武案件进行实证调查研究就不难发现：律师在刑事案件证据调查中的角色缺失是导致杜培武案等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杜培武被采取强制措施起，一直到杜培武被昆明市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杜培武的律师才开始在这起刑事案件中出现。在整个案件的侦查阶段，是没有律师的角色的。在这一个阶段，控方已经几乎全部收集到了对其有利的证据，掌控了关于刑事案件的一切信息。犯罪嫌疑人杜培武也经受了数十天的刑讯逼供，受尽了非人的待遇，而我们的律师在这时候根本就未出现，更谈不上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了。律师这时候进入刑事案件的程序，其获得关于案件信息的途径只能通过阅读控方的起诉状、与当事人会谈等非常有限的途径，也失去了为杜培武调查有利证据的最佳时机。律师在刑事案件证据调查中角色缺失使得原本控辩双方不平横的地位进一步倾斜，完全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进而出现刑讯逼供，造成冤假错案也就不可避免了。 二、我国律师在刑事案件证据调查中的角色状况分析 通过杜培武案等冤假错案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冤案的发生有着惊人的相似的地方。律师在刑事案件证据调查中的角色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律师介入刑事案件时间太晚，使得刑事案件出现根本没有律师存在的角色真空期。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次被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检察人员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聘请律师为其提供给法律服务的权利。但是现实中，刑事案件侦查人员往往认为律师会妨碍他们的侦查工作，千方百计反对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阻挠律师和犯罪嫌疑人见面。很多犯罪嫌疑人，在刑事侦查阶段根本没有律师为其服务。往往等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之后，犯罪嫌疑人才得以聘请律师。② 2、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难以保证，导致律师在对案件的相关信息的了解上相对被动。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明确规定了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但是不但在法律上还是现实中，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实现都面临着层层障碍。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那么在当事人聘请的律师没有取得辩护律师资格，即在刑事案件没有进入诉讼阶段是不是律师就没有调查取证权呢？如果是这样，估计在法庭上呈现的证据几乎全是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因为刑事案件的证据几乎都是在侦查阶段取得的，而这时律师却没有调查取证权，因此这阶段获得的证据应该全是控方取得的证据。 3、律师与公诉机关地位不对等，使得律师难以开展工作。我国现行法律并未把律师规定为和公诉机关相平衡的权力，在一些仅有的权利如会见权、取证权方面甚至还要征得公诉方